回忆小时候的过年(邱洪荣 ) 笠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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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小时候的过年

邱洪荣

年近半百,越发地爱回忆往事了。看着人们行色匆匆的过年,陡然想起了小时候那些过年的事儿。

1.

不妨先说说“过年”的概念。如果单说“春节”,那自然指“年初一”了。但论“过年”,那真还有说法。北方有从“腊八”算起的,南方一般不过“腊八”,那自然无从说起了。客家人把腊月廿三称为“入年界”,大抵就是开始“过年”的意思了。正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破五节。农历的春节有很多的禁忌,比如不能用生米做饭,不能动针线,不能打扫卫生,不能打碎东西等等。在过了初五之后,这些禁忌就被破除了。其实也就是在宣告,年走了,不用忌讳了。如此说来,“过年”应该就指腊月廿三到正月初五近半个月的时间了。

说起“过年”,我还想起我儿时的趣事儿。

因为“过年”能吃好,穿好,玩好,还不担心睡懒觉被父母骂,所以希望天天都“过年”。记得我四五岁时,刚过完年,我就问妈妈,什么时候过年?妈妈看我天真的样子,指着墙壁上挂着的日历,非常形象地对我说:“等这日历撕完了就过年了。”我看着日历,似懂非懂地点着头说:“哦。”等妈妈去生产队出工了,我便搬来一张椅子,惦着脚尖,吃力地取下日历,放在吃饭的桌上,非常认真地一张张撕下,直到最后一张红色的、写着“除夕”的日历。看着满桌的日历,我开心地笑了。我蹦蹦跳跳地走出大门,坐在大门的石凳上,等妈妈放工。看妈妈回来,我高兴地大叫:“妈妈,妈妈,现在又过年了!”妈妈看着我,满脸疑惑。我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走到吃饭桌前,指着满桌凌乱的日历纸:“日历撕完了,我们可以过年了。”妈妈看着被撕下的日历,恍然大悟,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日历是必须一天一天地撕的。”

我为妈妈不喜欢过年感到失望,但我终未因乱撕日历被妈妈责怪而又感到高兴。从此,我明白了日历是一天一天撕的,日子是需要一天一天过的。

2.

“洒扫庭除”似乎是过年的第一要事,当然,它是需要认真安排,仔细分工的。记忆里,这全是母亲的事儿,父亲的重点似乎并不在这儿。

除去屋子里的尘埃及蜘蛛网,需要高些个子,彼时,我们都还矮小,这事儿自然也就落到母亲身上。只见母亲用围裙包裹着头发,用口罩捂住了嘴巴,找来一根竹竿,在竹竿的一头绑上一把扫把,除尘前期工作便算完成了。接下来,母亲像一名战场的指挥官,挥舞着指挥刀。顿时,房前屋后,房内院中,一年来的尘埃犹如卧底的敌人,全都被揪了出来。平时由于劳作的原因,往往并没有时间去注意那些沉淀在屋角的尘埃及蜘蛛网,经过一年的积累,着实不少。解决完屋头屋角的事情,擦洗窗户是必不可少的。家里的房子大,窗户多,往往要忙上一整天。一切完工,最后看着母亲叉着腰,喘着粗气,嘴角却露出微笑,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战果:随着尘埃的清除,仿佛把一年的晦气也都全部清扫干净了。

当然,我们兄妹也并没闲着:旧式家具、桌凳、锅碗瓢盆,甚至喂猪的木盆等等的擦洗便归我们了。

说是旧式家具,其实也就是一张摆在天子屏前的香桌和睡觉的几张床而已。这些是不用拆卸的,找来脸盆和抹布,前后擦擦便完了。其余的东西,我们习惯将它们搬到石拱桥下的小溪中擦洗。我们大些的兄妹三人,扛着桌凳,拿一把稻草,把它们全都搬到溪岸上。此时的小溪,从上到下都站满了人。我和弟弟便卷起裤管,搂起袖子下到溪中。寒冬的水一点儿也不含糊,直刺骨髓,但我们并未退缩。那时的水清澈见底,溪中的高处会露出小沙丘。我们把桌凳搬到小沙丘上,抓一把细沙洒在桌面上,用稻草来回的擦洗。稻草和沙碰撞的“沙沙沙”声夹杂着稻草发出的特有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小溪中。妹妹蹲在溪边,不时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一年“庭除”在于“年”,全家上下,老老小小,各干各的,既要让年过得干净,更要向来往的客人感受到我们的勤劳。

3.

备年货是过年的重要环节,亦或是我们小孩最喜欢的一个过年因素了。

那年代物资紧缺,但鸡鸭鱼肉必不可少——也似乎只有这些了。鸡鸭是自己养的。我们农村人精明,往往为了下一个过年,在每年刚过完年就抓好小鸡小鸭,以备过年。年前的一个月,我们会把鸡鸭关进木笼子中,鸡打上“肥鸡丸”进行圈养;鸭子则用米糠拌米饭揉成的团进行硬塞后圈养。这个工作往往由父亲完成。我经常配合着父亲,端着盆子,盆子里装满了米糠拌米饭的团子。只见父亲抓出鸭子,两腿夹住鸭身,一只手挤开鸭嘴,另一只手从我端着的盘子中取出饭团熟练地塞进鸭嘴,然后用手捋着鸭脖子,顺势将饭团捋进鸭肚子,每捋完一次,便灌上几口水。鸭子往往伸长着脖子,在“嘎嘎嘎”声中努力地咽着饭团。这样的工作每天晚上一次,直到年廿七八左右。这样养的鸡鸭肥美肉厚,清香可口。那年月,我们并不拒绝“肥”,对能咬一口就流油甚是开心。时过境迁,现在我们只要瘦不喜肥,因此这种圈养的方式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喜邪,悲邪?

至于那茶点,似乎只能用“老三篇”来形容了,但仍然一直吸引着我。年糕、米腊藏(谐音,客家一些地方的特产,类似于“沙琪玛”的甜点食品)、豆腐花子。年糕和米腊藏往往自己制作,程序复杂,要极早准备。母亲为了做年糕,往往得熬夜。先把糯米碾成粉,然后用红糖搅拌,继而放进用大竹叶围住的特制饭甑里,放进锅中,猛火蒸若干个小时。做年糕火候掌握至关重要,过火了太老,火候不到则沾牙齿。米腊藏的制作更是复杂:如果是粳米的,将稻谷放进饭甑蒸,然后拿出晒干碾成米,再用沙子爆炒,筛干净备用;如果是糯米的,将糯米放进饭甑蒸,然后用谷壳拌好、晒干、去谷壳,再用沙子爆炒,筛干净备用。制作时,将麦芽糖用水熬开,再放入若干红糖或白糖,火候要掌握的恰到好处,待熬好后,将准备好的爆炒粳米或糯米若干放入锅中一起搅拌均匀,盛出放进60*60厘米左右正方形的木格中,用木棒将它们压紧,根据家庭情况,在面上洒些芝麻花生之类的佐料,再次将木棒将它们压紧,用刀将它们切成大小一致的块,用干净的毛边纸包装放入密封的袋子装好即可。

也有家庭较好的,年料自然更丰富。那时大舅公任商业局局长,家境自然不错,那年料也就不同,光那茶点就还有花生、糖果、瓜子、荸荠等等。所以每年过年,我总爱跟奶奶一起去大舅公那儿。大舅婆似乎也知道我心思似的,每次我回家时,总将我的口袋塞得满满的,我也从不拒绝,满载而归。

年货的准备是辛苦的,但想想那流油的鸡鸭和香气扑鼻的茶点,我总乐此不疲。

4.

如果说备年货是我当时最憧憬的事儿——毕竟在那年代嘴馋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那么贴春联应该就是我最乐意做的事儿了。虽然那时我还在初中读书,但论学历,我在家也算是个文化人了。贴春联是文化人应该承担的活儿——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父亲给我煮好半脸盆的浆糊,吩咐我哪些地方该贴哪些,我便和弟弟妹妹扛着梯子、端着板凳四处张罗起来了。其实,那时我并不懂“仄起平收”“竖的字该从右读起”之类的东西,自然也就无从知道准确的上下联了,只要怎么读怎么顺就怎么贴。现在想来极其糊涂,也不懂错过多少次,而父母也从不知道。当然门神我是从不会贴错的。父亲告诉我,关起大门,左右两边的门神必须眼睛彼此看着对方,还告诫我说“门神脸各朝一边,仿佛彼此不相往来,不和气又如何守护大门”。门神大都是木刻雕板印刷,记得一边为“神荼”,一边为“郁垒”,手握兵器,表情严肃。这些贴完就在每间房门的门楣上贴上一张红纸条,要是有人住的房间,还要在门上贴上一张同样是木刻雕板印刷的“招财童子”的图案。图案中两个胖嘟嘟的小男孩,满脸堆着笑,系着红肚兜,头上扎着发髻,很是活泼。接着便到猪圈、牛圈、鸡社门上贴上八卦图或写着“六畜兴旺”的小条幅了。家里产业较大,跑过来跑过去,足足一个上午,但我们都是乐呵呵的,从不觉得累。

余亚飞《迎新岁》称:喜气临门红色妍,家家户户贴春联;旧年辞别迎新岁,时序车轮总向前。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把红色的春联贴到门上墙上,既可以增加节日气氛,也表达辟邪除灾、迎福纳吉的美好愿望。年味便在红红的春联中露出了笑脸。

5.

    随着“洒扫庭除”、备年货、贴春联的结束,除夕便接踵而至了。除夕,就是每年的最后一个晚上,除夕是一个辞旧迎新的节日,过了这个晚上就是新年了。所以除夕应该是过年的高潮了。

父亲在这天格外的忙碌,早早起来,将鸡抓到祖坟上“割花”(将鸡血洒在毛边纸上,用它来放在坟头或神龛前的),顺便告诉先祖“过年了,保佑大家平安健康”。回来后,将煮熟的鸡和猪肉、鱿鱼,以及柑桔、香火用担子挑着到祠堂祭祖,再到公皇的神龛中祭拜。家里的小弟弟出生后不好抚养,父亲便按神人的指示认了石头当父亲,这天也要给溪中一块耸立的石头焚香。最后便回到家中,在贴有“神光普照”灶头上焚香祭拜。父亲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表情严肃,嘴中念念有词。我读了点儿书,自认为这是迷信。父亲严肃地瞪着我说:“‘头上三尺有神灵’,不得亵渎神灵,没有他们的佑护,哪来我们的健康财富?”看着父亲严肃的脸庞,我不敢吱声。后来慢慢长大了,我知道这是父亲的精神寄托,更何况他嘴里念的更多是护佑我们子女的祝福语,我也便不说了。

母亲则在忙碌着年夜饭。红烧肉是必不可少的:将肉切成大丁字块,用些鱿鱼爆炒后加料酒和水文火慢炖,不同以往的是,要加上些许的红曲。这样焖出的肉红彤彤的,意蕴红红顺顺。鱼也是不可少的,不可切断,要整条红烧,烧完后要放上姜、芹、菜蒜。“芹”取谐音“勤”,“蒜”取谐音“算”,意蕴来年健康勤快,会算,能发财。鱼则是“年年有余”。当然,我家小孩子多,鸡腿鸭腿是少不了的,我和大的弟弟,年纪稍大,吃鸭腿,妹妹和小弟弟年纪小,吃鸡腿。           

年夜饭是一年最丰盛的晚餐,至今想来,那时的肉还是那么的香。

6.

每当母亲准备年夜饭时,我们就轮流着去洗澡,但怕吃饭时弄脏了新衣服,我们仍旧穿回旧外套。一年就这一身的新衣,我们格外地珍惜。父亲为了让我们的衣服能耐穿,总是选用劳动布(类似于现在牛仔裤的布料)进行裁缝。他自己是裁缝师,把衣服总是做得宽些,把裤子做得长些。总说这样你长高了,弟弟还能穿。“缝缝补补又三年”,那年代,不嫌补丁,只怕没有,正所谓“烂饭好吃,烂衣好穿”。那时的我们也并不懂美,况且有新衣服穿,总还是很高兴的。

高兴地吃完年夜饭,我们便盼望着“压岁钱”了。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或一元或五角的,全是崭新的,还带有油墨的香味。不过这“压岁钱”也就只过过我们的手罢了,母亲总会用“代为保管”的话收去了,但那淡淡的油墨香味和那甩出去时发出的“呱呱呱”的响声犹记心里,永难磨灭。

年夜饭后最有趣的事儿当属放鞭炮了。王安石曾写: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鞭炮齐鸣,换上春联,这样才算是过年。没了这两样,年味就少了一大半。我向来惧怕放鞭炮,二响炮(又称“天地炮”)我是敬而远之的,但串炮拆卸后一个一个地放,我又甚为喜欢。有时把它埋在土里,有时把它扔进水里,有时把它插进石缝中……花样百出,其乐无穷。

    除夕的夜随着守岁的结束而慢慢逝去,我们眼看着一年时光投入无尽的大泽之中,再不复起,又眼见新的一年随着旭日东升而开始。

 

 如今,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再不用愁吃愁穿了,年味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淡——准确地说是年俗越来越少了,过年的感觉也似乎不那么浓厚了。仔细想来,最美的年还是小时候的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