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闲夫

单篇 作者授权首发

115次点击|5次点赞

赞一下

序一    柳光辽

  丘其宪兄要我为《丘复集》作序,自觉才疏学浅,难当此任。其宪兄三请:祖辈同隶南社,结文字缘,祖父有诗句,“相见无多契合深”,你不要推脱。真情难却,但是,心中仍旧忐忑不安,害怕辜负期望。

     19875月,以纪念柳亚子100周年诞辰的契机,在苏州举行了主题为“柳亚子与南社及其时代”的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出的成立研究机构振兴南社学的倡议,得到广泛回应,海内外先后成立多个研究团体。如果以此为南社研究的肇始,至今已经25个年头。

  研究学问要从汇集和整理材料起步。但是,南社成立前后,中国在动乱之中,外患内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人民颠沛流离,大量南社文件在战火中毁失。作为以文言为书面形式的文学社团,还遭遇了两次劫难。“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成为教育和文学的主流书面语,古汉语的传承体系被切断。除了少数专业,在青年学子心目中,学外文的价值远远胜过习文言,古典文学——包括南社文学,面临“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尴尬,文脉中断,失去生机,犹如历史地层中的化石。上世纪60-70年代那场“大革文化命”的内乱,更把劫余的历史化石定性“四旧”,扫进“垃圾焚烧炉”。前者尚属社会进步中弃故图新的不得已,和平的挤压;后者则完全是焚书坑儒式的人祸,暴力的摧残。面对满目凄凉,南社研究应当怎样起步?当时还健在的南社最年轻的社员柳无忌先生毅然出山,领军南社研究,在《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写道: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亡羊补牢的工作,就是说,要从国内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以及私人的书斋中去发掘在劫灰中剩余的南社资料,把它们印行出来公之于世,让研究者有所凭借而做深入的学术探讨,浅出的文字介绍。

  文章提出了三项工作:抢救资料,研究探讨,通俗介绍。回眸已经逝去的25个年头,最突出的成果无疑是抢救南社史料,它为南社研究的后来人修筑了起步的基石。

  在抢救南社史料的努力中,南社成员后裔是一支重要力量,和专业文史工作者相比,他们往往要从头做起,在摸索中前行,还得筹划印行的管道和费用,需付出更多的心力和辛劳。编辑印行《丘复集》的经过,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其宪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的早期毕业生,长期从事地球重力场的测量和研究,文史不是他的专长。退休之后,才有余暇收集选编祖父丘复先生的诗文,从零星抄录开始,不断寻觅、补充、校订,后来在福建师范大学发现了五部手抄文稿,才算心里有了底。由《丘荷公诗文选》,到《丘复诗文选》和《愿丰楼杂记》,再到《丘复集》,不断更新版本,前后历时近15年。《丘复集》可谓集大成者,收入了丘复先生的主要著作;诗作的编辑体例,从按体裁分编改成依写作先后排列,较前科学合理。集后还附录了丘复先生的传略、年表、著作目录,以及有关的评论和纪念文章,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原始材料,编者的锲而不舍的毅力和精益求精的自我要求,令人钦佩。

     19116月,丘复先生由叶楚伧先生介绍加入南社。据《柳亚子文集·南社纪略》中附录的“南社社友姓氏录”载:“丘复,字荷公,福建上杭人。160”,末尾的阿拉伯数字是入社书号。此前,619日,宁调元补填了158号入社书;其后,84日,宋教仁填写了164号入社书。两个月前,这一年的427日,爆发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壮烈献身,震动全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丘复先生加入以“锺仪操南音不忘本也”为象征的南社,无疑是一种政治抉择。

  对辛亥革命前的南社及其社员,柳亚子在《南社丛选·序》中有评述:

   时则胡焰方张,士气弥奋。西台恸哭,人讴皋羽之歌;眢井沉书,家抱所南之史。一时泽畔行吟,山陬仗剑,不少慷慨义侠之士。迄乎革命军兴,而建衙开府与夫参赞帷幄者,率多吾社俊流。

  这批早期的南社社员,正是辛亥风暴中的弄潮儿,民族民主革命的探路人。杨天石先生在《帝制的终结:辛亥革命简史》中分析道:

       20世纪初年,中国逐渐出现新型知识分子。他们虽自幼濡染儒家典籍,但出身新式学堂,或在国外留学,具有与科举出身的传统文士不同的知识结构。除声、光、化、电等现代自然科学外,在不同程度上掌握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等。他们的身份相对独立,或者尚未就业,或者大部分服务于新兴的教育、新闻、出版事业。其中部分人愤恨清廷的腐败、专制、丧权辱国,由投身救亡运动而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以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理想。这部分人就社会地位论,可以称为平民知识分子,就政治态度言,可以称为革命知识分子。由于他们追求民主、共和,以在中国建立共和国家为目标,因此可以称为共和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各项政治运动的先锋和主力,构成清末革命党人的主体,也是这一革命的领导力量。

  这段话,是对早期南社社员十分贴切的文字写真。成立南社,便是这股社会力量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作群体的亮相。辛亥革命是历史转折点,它启动了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民族复兴大潮,从此,神州大地进入数千年未遇的大变局。秦汉开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制垮台了,各种政治势力逐鹿中原,争夺共和政体的主导权,先有蒋家的党天下,后有大陆的多党协商和台湾的多党竞争。农耕经济凋敝了,两个新生儿工业和市场,从蹒跚学步到拔足狂奔。西风东渐,冲击独尊儒术的传统文化,掀开一轮洋腔洋调的百家争鸣。推广语体文,白话文学,大众文学拔地而起,供士子们修身养性的文学艺术也卷进澎湃的商业大潮。“读得圣贤书,卖给帝王家”的仕途断了,百业之首的“士”们,不得不变身自由职业者,以出卖脑力谋取生计……时代搭建舞台,提出挑战,制造机遇。在20世纪前期的社会剧变之中,南社人留下了各自的人生轨迹。

  物理学里有“分子运动论”。物质的最小微粒——分子不停地作着无序运动,学名布朗运动。在特定的境遇里,这种无序运动的能量能转成定向运动而做有用功,如蒸汽机,如内燃机,如枪炮。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也充满偶然性,所谓命运无常,无妨看作社会的布朗运动。但是,如果人群达成共识,便可以汇集为群体力量。如“操南音而不忘本”,合成反清的文字潮,如“过去做牛马,今天要做人”掀起安源的工运潮。社会运动可以促成进步,也可能制造破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推出了“大革文化命”。梁启超先生在《史学的界说》中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抨击传统史学中堆砌墓志铭的做法。柳无忌在前述的《回顾与前瞻》一文里,从研究、叙述、评价、结论四个方面,对南社研究提出系统的建议。在历史长河中,南社只是一个片段,阅读南社中的个体,观察南社人和社会间的互动,联系历史的时空架构,分析个体的社会性,领会其中蕴含的必然,建立南社学需要开阔的视野和科学的方法。

  丘复先生有三次人生转轨。他是清光绪二十三年的举人,却成为千年帝制的掘墓人,是大势所趋,也有个人机缘;他是共和体制下的第一代“民意代表”,由省议员而全国参议员,蹉跎政坛十余年,却乏善可陈,最后决意急流勇退;回归林下后,献身地方教育文化事业,以另一种方式服务社会。

  丘复先生为人低调,而身处大变局中的一生,不乏发人深思的亮点。

  怀抱“自顾鬓苍吾舌在,狂奴傲骨尚嶙峋”的壮志进入议会,现实却是“平生梦想今安在?国体共和尚未和”,落得个“长歌当哭知何补,难写胸中万”。西方的议会政治为什么不服中国的“水土”,产生“南橘北枳”的变种呢?这已不是先生个人的疑惑和无奈,而是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必须解开的政治难题。先生的经历有代表性,进入各级议会的南社社员人数不少,他们都曾抱持通过议政匡正民国走向的理想,然而,由激昂而到迷茫,最后的归宿各不相同。黯然淡出的结局,是丘复先生的无奈,也是“先天不足”的共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必然。从他们的现身,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局限,他们的失落,他们的分化中,可以透视出这一群体的优势和弱点,透视出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的曲折和艰难。身处政坛的泥沼,丘复先生信守“以气节相标榜”的南社宗旨,在冷观曹锟贿选闹剧之后,毅然以平民之身返回家乡,能上能下,守住了“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底线。

  为实现共和、保卫共和做出自身努力之后,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回归社会基层,许多南社人都有类似的人生轨迹。丘复先生决心投身教育,执教于新式学堂,为民族现代化储备人才,先后在小学、中学、大学三个层次的学校里任职。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折射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沿革与发展。科举文化以守成为核心,为打造专制政权的卫道士服务,在当政者眼里,教育只是一种延续统治的工具;新式学校的职司是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科学和文明是传播的主题,也是自身发展的动力,二者是“两股道上的车”。先生这一代人遇到机缘,成为中国实施教育转轨的“扳道工”。民国的教育成绩骄人。与国际接轨后的民国教育体系,不但培养出钱学森、钱锺书、杨振宁、费孝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而且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的两代领导人,也都是从民国的学校里走出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多年来,囿于二元对立观念,人们讳言民国教育,讳言民国教育的经验,实在是偏执之见。不妨对丘复先生从教经历略作扫描。在上杭地区,有些学校,“曾几何时,烟消云散”。怎样才能不重蹈覆辙呢?先生在《立本学校十周年纪念祝词》里针对性地提出“四不”:不激、不阿、不欺、不伪。不激不阿求和,不欺不伪示诚。搞定内外环境,扎牢学校根基,这是先生的经验之谈。小学如此,中学呢?先生为明强中学提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风,短短十个字,值得细细品味。其中有三要点:其一,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受者的主动性,反对灌输式教学;其二,提倡独立思考,十个字里用了六个字,提醒学生不要盲从,需得用心鉴别所学内容的真伪;其三,强调实践原则,学习的目的在用。显然,先生的“十字校风”是以人为本的,得教育三昧。几十年来,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林林总总:专业调整,思想改造,体制改革,院校合并,适应市场,文理分科,更新内容……独缺考究教育思想,在科学化上下功夫。而 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民国教育的精华,就在先进的教育和办学的理念。不是吗?一个“兼容并包”,打开北京大学一片新天地。杭东中学(即后来的“明强中学”)募款建校舍,先生在“启事”中提出,“人生增一分学识,办事即多一分力量,国家社会即多一分利益”,文字表达明了直白。倘若各级为政者真正明白个中的道理,加以“笃行”,国家的教育经费就不会多年不达标,学校的校舍更不会在强地震中摧枯拉朽

  关注时政,忧国悯民,是丘复先生一贯的诗题。抗日烽火中,先生已年逾花甲,仍旧诗句铿锵:

        空战声中国难多,龙泉在匣日摩挲。哀时不用增惆怅,矍铄相期马伏波。

  应了一句老话: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胡朴安先生在论南社文学时指出:“南社文章,不失为时代的产物”,“南社之文章,一时代影响之反感者也”,认为南社文学的传世价值,在它的时代精神和批判精神。南社诗文是这个作者群体的强烈历史责任感的文学表述。南社提倡“尤重布衣之诗,以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文学观,冲出传统的“歌德”、“遵命”的庙堂文化,生长出中国第一代的独立知识分子。在丘复先生的诗章里,闪露出的南社风韵和南社情结,是了解南社和南社人的一个窗口。

  其实,丘复先生和南社这个群体离我们“并不远”。一定意义上,南社先辈们是今人的同路人,同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征途上的跋涉者;只不过在这场“接力”中,先辈们是前行者,今者是接棒人。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承续着丘复先生们探索民主政治未竟之业。要旨是什么?从何处着手?障碍在哪里?怎样遏制贪腐?怎样培育服中国“水土”的民主政治“新品种”?正是今日仍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课题。至于南社社员曾经大量投入的兴办新式学堂,传承和创新文化,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更是社会发展须臾离不得的课题。了解先辈们做过些什么,有什么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便是其宪兄编印《丘复集》的意义,也是研究南社的意义。

  和其宪兄一样,文史非我所长,工科大学毕业,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始终不敢以南社研究者自居,只能算一个南社的“观察者”——说得雅一点,南社的守望者。我之了解南社,不是从文字阅读入门,主要是人,生活圈子里的南社社员——利用南社后裔的条件,从感性认知切入;读南社的诗文,关注也在人身上,通过诗文了解作者其人。我了解南社的过程,就是补习文史知识的过程,读南社诗文和翻看近代史交错进行。习理工者,有“循果探因”的思维定式,想从现象中找规律,讲出个能“由此及彼”的理来;工科出身,更是条件反射地讲究实用,爱联系现实——有时不免生拉硬扯。这样的经历,使我对“抢救南社史料”有了点新的想法。“发掘在劫灰中剩余的南社资料,把它们印行出来公之于世”,只是第一步,修复“硬件”。对于专业研究者,或许这样就满意了。而从承续民族文化的角度看,还需要“修桥补路”。把用文言形式表达的南社的文化养分,输送给白话语境中长大的后辈们,需要沟通的“桥”。理解南社人的言和行,先要清楚南社所处的时代,得有点“穿越时空”的功夫,否则就会弄不明白,在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和当今的“国学热”之间,为什么会有冰与火般的差异。在话说南社的时候,常常提到明末“几复传统”的给力;那么,中华民族现代化,南社能不能给力,而南社(研究)又应当怎样地给力?走出象牙之塔,去“修桥补路”,服务现代社会的需求,“同志仍努力”。

  感谢其宪兄的引荐,使我有机会通过诗文去认识一位可敬的南社前辈。我却只能拿出这么一些走马观花时的杂想,不成章法,聊以塞责,权充引玉之砖吧。


序二  鸿长

今年喜逢上杭县立中学建校一百周年,和我的母校上杭明强中学建校七十周年。这两所中学都是《丘复集》的著者丘复(荷公)先后倡办的。《丘复集》的编者丘其宪兄是著者的嫡孙,也是我明强中学的同班同学。他在“后记”中说,要将《丘复集》献给上杭县立中学和明强中学作为华诞之礼。无疑,这对两所学校来说,是一份意义重大而又别致的礼物。对他的先祖父而言,以这种方式表达感恩报德之情,可谓孝莫大焉。

丘复(1874-1950),字荷公,福建省上杭县蓝溪乡曹田村人,清末举人。他生性聪敏,勤学苦读,因而学问渊博。他做人处世态度认真,爱国爱乡,充满使命感,因而他一生无论在什麽舞台,扮演什麽角色,都迸发出绚丽的火花,为乡土、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他襄佐广东省代表丘逢甲参加大会,推选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民国元年)荷公当选福建省临时议会议员。次年,省议会正式成立,当选为正式议员。1916年省议会推选他为全国参议院候补议员。1924年增补为全国参议院正式议员。因不满曹锟贿选,没有北上赴任,转而投效时在广州的孙中山先生,担任大元帅府的参祕。1925年被聘为广东嘉应大学教授。此后,荷公即专注于教学、兴学和著述,在另一个舞台上扮演救国救民的角色。

荷公的家乡,福建上杭,地处省境西南一角,接邻广东梅州,是客家人聚居的大本营。百姓以务农为生。但他们有一优良传统,就是他们非常重视子弟教育和尊重读书人。例如,当年我家的上祖,即备有田产,且有专人管理。每年以田租收入,充作祭祖费用和津贴在学子弟的家庭。津贴以稻谷计,故这种津贴,我们称为“儒资谷”。可惜县境广大,交通不便,一般乡村子弟小学毕业后就会面临辍学的问题。许多人才也就因此埋没。荷公有见于此,他首先在上杭城里倡立上杭县立中学。后来又在他家乡蓝溪创立私立明强中学。日积月累,这两所学校为地方开啓民智、培养人才、提拔后进,发挥了重大作用。

此外,他在1906年时,响应丘逢甲的创议,利用上杭城内的丘氏大宗祠设立“师范传习所”,并亲任监督。课程方面有国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植物等等。这是福建省内有史以来第一所民立师范,为地方解决了小学师资问题。同年秋,他又在蓝溪曹田创办立本学堂,并兼任堂长。在立本学堂成立十周年纪念的祝词中,荷公说:“国之强大,民智是赖。”拿破仑有句名言:“真正了无遗憾的征服,是对无知的征服。”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明强中学在1942年秋开始招生。我是1946年秋进入明强的。那时荷公已辞去校长职务。但偶而会来学校给我们训话。当年的明强是一所三年制的初级中学。老师都是当地的精英。他们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管理严明。因为交通不便,大部份学生都住在学校宿舍。我也是一位住校学生日夜与同学共处,互相磋切,在那里渡过了三年美好的时光。但是,在明强的三年中,学校和自己的家庭都发生了一件重大变故,令我难以忘怀。

学校方面,1947年的蓝溪水灾,使校舍蒙受了重大损失。是年,农历427日那天,学校正在举行期考。在考算术科的堂上,我感觉考题出奇的难,自知不能过关。正在忧心忡忡,担心会被留级的时候,突然,一位老师跑来大叫:“大水来了,大家快跑。”考试就这样中断了。在紧急中,我随着同村(太湖村)的李锺全和李荣开两位老师一起朝往一座山岗奔跑。但是洪水来得太快,不待我们到达山岗,我们一群师生就被困在一座高大的墓地上。祗见四周一片汪洋。一批一批的家畜、屋梁、门窗、桌椅在面前漂流而过。附近的房舍也一间一间倒塌。在最危急的时候,两位老师准备把漂浮在水中的木板打捞起来,必要时大家抱住木板,漂流逃生。幸好就在洪水快要淹及我们的时候,涨势缓和下来。洪水退去后,我们随着两位老师到山岗上一位校友家避难。蓝溪大桥被毁了,我们囘不了家,等到有了渡船,才得以与家人团聚。在此之前,家人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这次水灾,学校损失惨重,旧校舍全部倒塌。荷公为重建学校,日夜连络海内外人士,为学校筹募巨款,功不可没。

家庭方面,农历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三日,我上初三下的时候,不幸家母病故。其时家父适在台湾,家中留下我和一位小妹。年幼的我们,一时顿失依怙。后事过后,返回学校,觉得自己是全校同学中最不幸的一位学生。那时住校学生,每晚就寝之前有晚点仪式,包括同唱“国父纪念歌”。在黑夜中,我嘴巴虽然跟着大家唱,心中纪念的却是自己的母亲,心情是悲伤和凄凉的。那段日子,每逢晚点,我都是这样,直至毕业。

毕业之后,“明强”两字和校歌中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的歌词,一直清晰地记在心头,有如一盏明灯。人生中的多少艰困都因着这十六个字而得以克服。相信不少校友也有同样的经验。校名是荷公取的,校歌的歌词是他写的。他将《中庸》里的一段佳言提炼成琼浆玉液,作为校名,注入校歌。以教于歌的方式来激励学生,使人终身得益作为明强校友,何其幸也!《礼记·学记篇》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由是观之,荷公诚然是一位有大智的教育家。

荷公一生的著述之丰,可谓洋洋大观,令人惊叹。在那个没有计算机和文字处理软件的年代,真不知他如何可以获致这样丰硕的成果。我想除了他文思敏捷之外,也充分发挥了明强精神。

在他衆多的著述中,除少数他编撰的书籍,如《杭川新风雅集》、《上杭县志》、《长汀县志》、《武平县志》等,在他生前曾经印行外,其他遗著都属手稿或手抄本。有的保存,有的遗失,有的下落不明,有的被焚毁了。所幸他的五部主要著作:《念庐诗集》、《念庐诗稿》、《念庐诗话》、《念庐文存》和《愿丰楼杂记》的手稿,竟能如奇迹般地获得包树棠教授的重视和珍惜,在大环境不利的情形下,投下大量时间和精力,以工整的书法,冒险将它们抄录下来,保存于福建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里。他的作为,充份展现了人性的光明面。因为有这麽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当我们展读《丘复集》之际,让我们激赏低徊的,岂祗是书页中的文字而已!

荷公的诗作甚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兴之所至,日或数十首;否则,经年不作一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898年时结识了爱国诗人丘逢甲。他们两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又是同宗,祖籍都在上杭,以诗唱和而成为好友是件很自然的事。还有,在1911年时,荷公经叶楚伧的介绍加入了南社。在南社识了另一位爱国诗人柳亚子。荷公与丘逢甲和柳亚子的结识虽有先后之分,但他们的爱国情操、无惧的胆识和对诗作的热爱是一致的。

南社在1909年成立于苏州。发起人大部份是中国同盟会的会员。也可以说,南社是一个革命文学社团,以推翻满清、建立民主为目标的诗社。荷公之参加南社,可知他是一位热血知识分子,有志以文章报国。因此,他的诗作有关时局和民情为主题的特多。近代史上每一个重要阶段,从割让台湾、推翻满清、民国建立、袁世凯称帝、宋教仁被刺杀、张勛复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珍珠港事变、台湾光复、二二八事变,到战后时局,他都有诗作来反映他的爱国热忱和对人道的关怀。总而言之,他一生都处在国家多难和民生凋敝的时代。他将满腔爱国爱民的情感和积压在胸中的块垒,透过笔端,灌注在他的作品中,因而这方面的诗作特别能引发人的共鸣。正如清赵翼所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愿丰楼杂记》是一部包含五百余篇杂文的著作。总共约有二十余万字。记述的事包括民情、乡俗、山川、人物、社会百态、街巷传闻等等。事情大都发生在闽西一带,尤以荷公的家乡上杭为最。题材方面有严肃的,有趣味性的,也有令人读来啼笑皆非的。但无论是庄是谐,荷公都能以理性思考世事,以感性落笔为文。在扬善贬恶、辨明是非,为邪说俗见痛下针砭之余,也展现出他个人的机锋和妙谛,让人读来能“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聚居闽西的客家人,是早期从中原播迁而来的汉人,有其独特的社会风尚和生活习惯。可惜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并不多见。《愿丰楼杂记》内容丰富,加上它所处的地理和时代背景,正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对有志研究和了解当地客家文化的学者和读者而言,它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著作。

《南武赘谭》是荷公完成《武平县志》编撰之后的一部作品。这是他将一些不宜列入县志的考证、辨误、传记和轶事,再加入一些自己的见解,而写就的一本随笔。书中有许多关于他搜密掘隐的事。这是继他修成上杭、长汀、武平县志之后又一重要贡献,给研究闽西地区历史和文化的学者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史料。

在閲读《丘复集》之余,我也觉察到编辑的用力之深。全书的布局和安排,井井有条,分门别类,合乎逻辑。书中有周详的校注,让读者可以前后参照。排印采用繁体字,令人感到面目一新。每一部著作,每卷各篇都增列序号,有利读者查閲。还有,编辑也为原著的正文加上了标点符号。这些都充分显示,编者除了关注原著内容的呈现之外,也顾及到读者的需要。

《丘复集》得来不易。若不是荷公一生秉着祗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持之以恒地从事著述,则这部不朽的著作不会存在。若不是有包树棠教授的知遇,将文稿抄录下来,并予保存,则这些著作恐怕早已化为灰烬。又若不是荷公的嫡孙其宪兄,不辞劳苦,加以整理出版,则这些作品恐怕永远束之高阁而埋没了。《丘复集》的文稿是荷公留给子孙的遗产,他的后人愿将原本归属他们的吉光片羽与大衆分享,值得我们赞赏和感谢。但愿荷公的志业和精神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并发扬光大。最后,为表示对荷公后人的敬意,在此特摘录唐柳公绰的诗句相赠:“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

  识于美国康乃狄克州,西哈福城二〇一二年端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