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庐文存

卷一  书后、论、说、记

一、汀州开置年岁考

汀州开置，新旧《唐书·地理志》皆作开元二十四年，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作开元二十一年，杜佑《通典》作开元二十六年。清乾隆《一统志》以《元和志》为误。考《元和志》云：“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在潮州北、虔州东、福州西检得诸州避役百姓三千户，奏请设置汀州。”是《元和志》据奏请之年。奏请以后，覆议准可设官建治，必需多费时日。新旧《唐书·地理志》作开元二十四年，乃据告成之年，两者固不相背也。惟《通典》作二十六年，未免有误，而李世熊《宁化县志》反从通典，则好异之过矣。

二、治新罗即今龙岩考

唐开元二十四年，初置汀州，领县三：新罗为晋废县，黄连为旧镇，惟长汀为新开山洞之地，故特以汀名州，所以表长汀为新开之地也。《旧唐书·地理志》称“福、抚二州山洞”。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在潮州北、虔州东、福州西，以分疆域。考之良然，是山洞本三州地，而置州属福州者，以奏请自福州长史也。州治所在，聚讼纷如。《新唐书》云：“初治新罗，大历四年徙治白石，皆长汀县地。”后人因一“皆”字，遂滋疑窦。清《一统志》于长汀县注：“唐初复置新罗县，后徙漳州界。”一似长汀即晋之新罗，此尤非是。长汀县旧志“建置”既云：“长汀，实附于州。”又云：“是时州领县三，治新罗。大宝元年改新罗县为龙岩县。”今之龙岩即州之故治，是自相矛盾矣。续志按语以旧志沿《名胜志》宁化名，及府志之误。新《书》明云：“初治新罗，后徙白石，皆长汀县地。”龙岩置县，初名新罗，与临汀郡同置。临汀初治之新罗，既为长汀地，同时所置之新罗，必非长汀之新罗可知，不得以其名偶同，遂谓晋之故治在此，州之故治俱在此。且已因长汀溪为名，以水合丁，于文为汀，其治自当在沿溪数百里内。溪流不经龙岩，安得以龙岩为州治？复按，当时以新开之地名州，以别于废县、旧镇。州已名汀，而治所乃在新罗，不在长汀者，如虔州以虔化水为名，不治虔化，而治赣县；漳州以漳水为名，不治漳浦，而治龙溪，皆有唐先例，其明证也。且续志按语引邑人杨澜之说，澜著《临汀彚考》，其《建置考》云：“新罗，晋时县名，先置在汀州界新罗口，名新罗县，属汀州。大历十二年改隷漳州。”盖龙岩本漳州地，因新开山洞，添设一郡，与漳并立，遂以漳州地在汀州界之新罗口者置县，而属汀州，□州治于此。以新开山洞为长汀县，并以黄连镇为黄连县，与新罗而三。时龙岩未隷漳州，县名新罗，以晋新罗旧县在垓内也。汀州建治于此，则以汀州为晋新罗县者，指龙岩言也。迨龙岩改隷漳州，汀州所领三县（长汀、宁化、沙）于晋新罗无涉。《唐书》临汀郡下，并未题晋之新罗，当日不以新罗名郡，而以名县，原以别于长汀。新开之地，不可加以前朝久废之名。后人于龙岩不隷汀，仍以汀为晋新罗县地。据《唐书》“治新罗”一言，反以唐建郡治之新罗为非新罗，务于长汀境内另觅一新罗，岂非骑驴觅驴乎？又《方域考》云：“汀为扬州腹内地。据今舆图，在三省交界处，是否周七闽数内？秦汉闽中郡内？俱无可考。即以为晋新罗县，亦非史有明文。今但据《唐书》‘新开福、抚二州山洞’之言，则福在汀东，抚在汀西，西是抚州地，东是福州地，无可疑者。惟初置郡龙岩亦隷汀，则谓晋新罗旧县者，是指龙岩言，不得因《唐书》一‘皆’字，必于长汀县求新罗也。”自注说本《禹贡锥指》。复按，此考详确，与长汀续志按语适相反。考《太平御览》卷百七十引《十道志》：“汀州初置在新罗县，以其地瘴，居者多死，大历中移理长汀白石村。”乐史《寰宇记》同，云：“大历四年观察使李承昭奏，移理长汀白石村，去州治三百里。”以今长汀、龙岩相距里程计之，恰合此数。是州初治之新罗，即天宝元年更名龙岩之新罗，迁治之白石村乃为长汀地，极为显著。新《书》于汀州宁化注黄连更名，于漳州龙岩不注新罗更名，遂使《唐书·地理志》中无名新罗之县，误以汀州初治新罗为地名，与所迁白石村为皆长汀地，致后人聚讼纷如，皆新《书》误之也。乃龙岩新志，以《太平寰宇记》“州初置在杂罗，大历十四年移理长汀白石村”；若岩为州治，不应于州治未徙之先割属漳州。不知承昭之奏在大历四年，因州治已徙，故于十二年改隷漳州。龙岩新志所据《寰宇记》，“杂罗”固“新罗”之误，而又误增“十”字。

三、释贵（己酉，1909年）

古者，贵、贱字本物价多少之称，字皆从贝，与货财同。《说文》：“贵，物不贱也。贱，价少也。”贵，乃一物价多之称，此制字本义也。后人引申为尊贵之义，达官显宦谓之贵人，人人心目中遂皆有一贵在，而启齿不离贵矣。吾尝谓中国人心之涣散，风俗之隔阂，责任之推诿，政事之复杂，权利之损失，皆此字种其毒。同是中国人，乍觌面必曰贵姓、贵乡，异县者必曰贵县，他府、州者必曰贵府、贵州，异省者必曰贵省。同为中国官，而文移往返，县与县必曰贵县，府与府必曰贵府，等而上之，则贵道、贵司、贵部院、贵部堂之称，几成口头禅。甚且政府之地，而贵部、贵院、贵厅之称，不绝于耳。何吾国民好以贵称人，而好人之称贵乃如是？“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我苟不自贵，人乌得而贵之？我苟自贵，人即不以贵称我，夫亦何害？且推原制字本义，人之称贵，正如物之论价。中国人称贵，非尊之也，特外之耳！以故与人交，凡称贵者，必非至好。中国人人称贵，人心之所以涣散也；社会往来，其称贵者，必不能强合，风俗之所以隔阂也；凡任一事，而以贵称人者，必视为与己无涉，责任之所以推诿也；今日居此官，称彼官为贵；明日换彼官，又称此官为贵。一离其地，即视彼政事皆脱然无与于己，政事所以复杂也。人心涣散如是，风俗隔阂如是，责任之推诿、政事之复杂复如是，国权所在，势必弃之如敝屣，其损失可不待一言决矣。外人论中国者曰“一盘散沙”，质言之，讥我民无团体耳。夫同为中国民，同居中国地，中国四万万人皆中国民也，中国四万方里之地皆中国土也，国中之事皆吾分内之事，即皆吾责任内事，何容以一贵字外之？今吾国人身居甲省，遇乙省有事，必翘然自外曰“贵省之事”，不知同隷中国，无所谓彼此也。官居甲部，遇乙部有事，必漠然自外曰“贵部之事”，不知同官中国，更无所谓汝我也。譬诸乘舟然，虽所坐舱位不同，遇大风簸荡，中流覆舟，舟之首尾或一处先坏，坐舟尾者苟呼坐船首之人而告之曰：“贵舱坏矣。”同舟之人必斥其丧心病狂，撄灾祸而不知惧矣。中国今日危难情形，何以异是，尚得以祸未及己，而以一贵自外耶！然则今日中国而欲救危亡，必先破除从前称贵之气习而后可。

四、释信（庚午，1930年）

《说文》信隷言部，诚、信互训，字从人言，是人言为信。凡人不言则已，言则必信也。古文信从心，以言者心之声也；又从人口，以言由口出也。犹是人言之义，皆即形可以会意。《谷梁传》曰：“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释信之义尽矣。子贡问政，孔子告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兵以卫民，食以养民；兵即军械，食即军饷。有械无饷，驱饥民使执兵，非赍以资敌，则借以为盗。幸免此弊，亦必不堪一战。故民必食足而后礼义兴，军必食足而后战阵勇，其势然也。夫人不食则死，然人生固有重于食者。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故万不得已，毋宁去食而存信焉。子贡此问，孔子此答，皆非专论军政，实扼治军之要。治军者苟知此义，平日申其纪律，严其号令，军心既壹，军气自扬。虽饿死不敢为非，断无骚扰之举；虽致死不敢自惜，万无畏缩之心。以此治匪，何致匪燄日张乎！故吾中国今日之弊患在不信，非特军政然也。而军人操政，其弊尤甚。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信于五行属土，水、火、金、木无土，则失其运用；仁、义、礼、智无信，则反其故常。故日月不信而昼夜颠倒，岁序不信而寒暑参差，信之为用大矣、至矣。信则蛮貊可行，豚鱼可格，不信则家人妇子间有不可究诘者，遑论其他。昔武王伐纣，告胶鬲以甲子，至殷郊天雨不休，而师行不辍，盖王者救民如水火，苟爽师期，何以取信于后？至谓恐纣杀胶鬲，以救其死，特托辞耳。其后幽王以烽燧为戯，而周辙遂东。观于周之所以兴亡，可不慎欤！旅居无聊，心有所感，作《释信》。

[校勘]

[1] 也：原稿脱此字，据《论语·为政第二》补。

五、《五箴》并序（乙巳，1905年）

昔昌黎韩子作《五箴》以识其恶，近世湘乡曾氏复作《五箴》以自创。二公巨儒硕学，树立最夙，而犹一惧小人之归，一虑下流之赴，深自痛艾，廪廪若是。矧予小子才质薄弱，幼承家训，不克自振，蹉跎以迄于今，而马齿日长，百无一就，去韩子仅少六春，视曾氏已增四稔，乃酣嬉醉梦，饮酖忘毒，其兹为小人之归而下流之赴也决矣！用效兹体，作《五箴》以自针其膏肓云。

谨言箴

人不可以多言，多言伤人；岂惟伤人，且损汝神。汝言谆谆，彼听藐藐；同心相知，语言之表。呶呶不休，人将与汝为仇；默默不语，人反于汝是许。汝之多言，亦可鄙哉；知而不戒，招祸之媒。

诚壹箴

作伪心劳，求多得寡；汝学则雑，汝心或假。欺人自欺，歧中有歧；不诚不壹，何以贞之。惟诚无妄，惟壹乃专；壹以守善，诚则达天。如其不诚，如其不壹；既坏汝心，亦贼汝德。

去惑箴

昔人三不惑，曰：酒、色、财；今则阿芙蓉之毒，尤为祸胎。蕲其礭然不染于俗，厥惟艰哉！兢兢自持，尚恐莫保；矧敢恣情，自寻苦恼。呜呼小子，汝其戒之！弗以众人之所弃而不为，弗以众人之所趋而孜孜。昕夕不遑，求其一是。圣贤之学，如是而已。

立恒箴

点滴之溜，渐成石窦。石岂不坚，日久则穿。见异思迁，十寒一暴，汝心之无常，曷由深造？功在持久，不在躁疾；进锐退速，得不偿失。贞之以恒，如日东升；苟由其道，欲罢不能。

知耻箴

君子之所能，而汝弗胜；君子之所不为，汝乃为之。呜呼小子，是曰无耻。勿谓耻小，若挞于市。自耻为本，次耻诸神；内焉积慝，外乃耻人。屋漏旦明，毋忘自省；神灵司衷，敢告衾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