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庐文存
卷一 书后、论、说、记 （三）
七、读《列子》书柳子厚辨后（丙寅，1926年）
子厚以刘向称列子“郑穆公时人”为误，当作鲁穆公时，言《史记》繻公二十四年，郑杀其相驷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周安王二年，鲁穆公十年，以向言鲁穆时，而误为郑。吾谓列子为郑人，其书开卷曰：“列子居郑圃。”张湛注：“郑有圃田。”向断无不称郑某公，而称鲁某公之理。《史记》穆本作“缪”，向上所校《列子》，《书录》亦作“缪”，张湛注音“穆”。然则非郑为“鲁”误，乃缪为“繻”误。缪与繻，偏旁同，转写致误，非向之咎也。又《史记》：安王二十六年薨，子烈王立。烈王七年薨，弟显王立。显王二十三年，卫贬号曰侯；三十二年，秦惠文始称王，至显王四十八年薨。明年，卫更贬号曰君。《列子》末篇既记郑杀子阳之事，继以施氏之邻人二子：一以其术干秦王，一以其术干卫侯，足证列子及见秦称王，卫未贬号为君。计列子之生，当在威烈王之世；其卒，在显王三十三年以后，亦寿考矣。郑杀子阳，《世家》作繻公二十五年，子厚则据《六国表》也。
八、读《史记》战国四君列传（甲寅，1914年）
战国四君，皆以养士雄天下。然惟信陵差能得士，故士亦乐为之死。平原则寄耳目于左右，孟尝至欲唾客之面，恶在其能得士也！若夫春申直一阴险小人耳，得一朱英，不能用，卒以杀身，等诸自桧以下，盖无讥焉。嗟呼！士所贵乎知己者，岂徒口腹之养而已哉！苟以口腹待士，而诩诩自矜曰：“吾能养士，吾能养士。”嗟来之食，饿者宁死不受矣！此士之所以不前，而不遇信陵，侯赢且愿抱夷门而终老也。
九、读《萧相国世家》（辛丑，1901年）
甚矣，汉祖之多疑也！何为第一功臣，非鲍生谋于前，召平谋于后，危矣！后何用客计，以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卒以请上林空地械系，何之不诛，幸耳。抑何忍而寡恩也！嗟呼，多疑如彼，忍而寡恩复如此，淮阴侯安得不诛，留侯安得不辟谷？
十、书贾生政事疏后（丙寅，1926年）
三代以下言治者，首推汉文。史臣之赞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吾读贾生政事疏，而知史臣之所谓刑措者，非有耻且格也，乃文帝之仁柔废弛也。生之言曰：“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馀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是何世界？与最近十年大盗横行、小人得势，状况奚异？而其时公卿大臣且恬然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适然。呜呼！吾始见今之建高牙、秉大纛者，日吮民脂、吸民血，绝不一谋保护，任民宛转哀号，熟视而无睹，怪其别有肺肠。今乃知彼固以是为适然耳，彼固将法汉文之刑措耳。且夫治乱国用重典，贾生髋髀斤斧之喻，非独为诸侯王言，正所以救汉文仁之失也。而吕成公谓贾生之明申商者在此。真西山又谓谊前言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无以异秦之季世。今乃劝帝，舍芒刃而用斤斧，正自相戾，是固未知生之用心也。生之用心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故前言今天下少安者，“大国之王，幼弱未壮”耳。“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是其所言皆曲突徙薪之谋，非火炎而焦头烂额也。吾国二千年来，儒者高谈孔孟，以仁柔为美德，以刑杀为酷吏，上下相蒙，讳言刑法，以致黠者占封疆而盗国，顽者踞山泽而劫财，沧海横流，于今为烈。不知两观之诛、三都之堕，孔子不讳刑伐。生之言，固救时药石也。且生亦何尝专事任刑也？生谆谆以“刑不上大夫”为言，而仲长子又以谊感绛侯之困辱，开引自裁之端倪，使人主而见之，习以为常，而为生病。吾特病生不专任刑耳。大臣犯法，刑当加重。惟其刑所不及，贤者乃多非罪自裁，而枭桀者且得狡词而幸脱。此则生之狃于礼而不知变也。生之此疏，直揭时弊，放言无所忌惮，文帝能优容之，不可谓非贤主。惟生言教太子之法，至详且备，乃不用，以为太子师傅，仅以傅少子，则固用之不尽其长也。至其欲试属国，施三表、五饵以系单于，史臣删之。而其策见于《新书》，真伪未敢定，然亦平平无奇耳。大抵年少气盛，未更世变，不免视事太易。史臣谓其术疏，其或然欤！
十一、书《后汉书》列女阴瑜妻传后（辛丑，1901年）
妇人不二适，礼也。乃女子能以礼自守，为之父者必逼迫之，使怀刃自誓，尚不得遂其志，卒抱载而之他。读史至“尸还阴”三字，何其矢死靡他耶！所不解者，爽固大儒，世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者”，竟昧夫为妻天之义，愧于其女多矣。观黄髪应董卓之召，未十旬取卿相，何前之累征不起者，竟一旦改节欤？史云“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于爽不无微词矣！吾特嘉采能不夺其志，即令不死而从郭奕，奕又早卒，虽再适，亦将守寡，后人且将目为妖矣。惟其能以一死归阴氏，而郭奕之死，乃非采之妖。吾不知使采再适奕，假爽而在，不知又将逼而他适否？诗曰：“母也天只，不谅人只！”采固有之矣。虽然，母为妇人之见，犹曰不尽知礼；若父而大儒，更何以堪！
十二、书权德舆《两汉辨亡论》（辛丑，1901年）
祸患之来也，尝起于忽微之地，而遂成亡国之忧。古大臣与人家国事，往往一节之微，不惜以死争之者，诚恐涓涓不息，浸成江河，炎炎不灭，将燎原野也。惟伪儒则不然，祸患之虑深，斯趋避之计巧。凡事必有利于国并利于家者，乃决然为之；至不得已而去其一，则必舍国而先家。故一言而祸随者，虽其事即可以亡国，而亦不肯毅然发一言以救之，惟唯阿取容而已。如张禹者，非有心于亡西京也，而论者必推原于禹；胡广者，非有心于亡东京也，而论者必归咎于广，非苛论也。盖禹、广皆身为大臣，又素读书明大义，兼负物望，其言足以取信于人主，见尊于天下。外戚专权，上干天变，幼主被鸩，嗣君未定，此何等大事，即使主上不问，他人不言，尚当出死力以争之，以上报先君，下顺民望，乃天子驾幸而就决于一言。李杜坚持而不改于前议，彼独首鼠两端，患得患失，欲不亡国得乎哉！世之为大臣者，读权氏之论，亦可惕然于万世之公论，而知所取决矣。
十三、驳阎百诗刘胜杜密居乡难易说（癸卯，1903年）
风俗之厚薄，恒视一二人心之所向为转移。一二人之心正达而在上，固足陶铸一世之人材，即穷而在下，由家庭、乡党而郡国、天下，亦转移而无难。盖庸庸万众，大率中材之士居多，贤且智者，千万中不过一二人。乡之中有此贤智一二人，则群起而宗之。贤智倍者，所宗亦倍。乡党自好之士固奉之为师，不肖者偶有不善，亦唯恐为大君子所闻，无以自立于世。果如是，则居一乡而一乡化，居一邑而一邑化，居郡国、天下而郡国、天下化。贤者砥砺，而违节失道之士亦争自濯磨，又何事仆仆陈请，烦有司之刑赏，而后知所劝惩乎？东汉刘胜、杜密，居乡不同，而论者亦各异。宋王厚斋《困学纪闻》谓“为刘胜之居乡，犹效张伯松、龙伯高；为杜密之居乡，犹效陈孟公、杜季良”，此即张竦答陈遵书所谓“学我者易持，效子者难将[1]”焉，马援《诫兄子书》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2]”者也。清百诗阎氏独谓“为刘胜易，为杜密难” ，窃谓不然。夫居乡之道，莫善于守正。言氏子之宰武城也，独于非公事不入室见澹台子之贤，而孔子亦心许之。据恒情而论，师同门，学同道，即有所纠达，亦固其职。而两贤独相赏于俗情之外，信可为居乡之圭臬矣。自世之季也，一二君子不得志于上，往往张其说于下，思以清议夺刑赏之权，风之所扇，一倡百和，强者赴之，弱者竭蹶焉。争感激以鸣其意气，卒之横议昌而周亡，标榜炽而汉亡，东林、复社兴而明亡，覆辙相循，如出一轨。《易》曰：“君子以[3]思不出其位。”可不戒欤！且阎氏尝引高忠宪居乡之说矣，谓“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为士大夫实念；“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我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我民”为士大夫实事。然所谓实念实事者，岂必如密之多所陈请哉？与子言孝，与弟言弟，与农夫、走卒言力田、服役，此即所以报国也。有利劝之兴，有害劝之除，有纷难为之排解，此即所以益民也。使尽如密之所为，人果贤也，犹未免于弊，况其不贤，狐假虎威，武断乡曲，天下之害尚可言乎？夫密之所纠达，或贤或否，今不得而考。而思出其位，公然冒不韪而不辞此，则东汉清流之积习，而党锢之祸所以烈矣！《干》之初九曰：“潜龙勿用。”《坤》之上六曰：“龙战于野”，而其《象》曰：“阴疑于阳，必战。”夫士大夫之居乡，阴象也，潜也。当潜而不潜，当勿用而必用，则疑于无阳，此必战之道也。东汉士大夫风气如是，欲无党锢之祸，得乎？吾独嘉胜于匹夫抗愤，举世奔走若不及之日，独能闭门扫轨，得潜龙之道，无龙战之伤，此其所以难也。东汉清流，惟申屠蟠不罹党祸，范史一再称之。然必绝迹梁砀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而后礭然免于疑论。而胜独不矫异，不苟同，视蟠殆有过之，岂特党锢诸贤所不及已哉！
[校勘]
[1] “学我者”二句：原稿作“学者难工，效我者易持”，据《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第六十三》改。
[2] 狗：原稿作“拘”，似误，径改。
[3] 以：原稿阙如，据《周易·下经·52艮》补。
十四、续袁简斋《<后出师表>辨》（癸卯，1903年）
《后出师表》，《蜀志》不载，裴注引《汉晋春秋》补之，云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袁氏谓，伐国大谋，未有先自危怯、昭告上下，而后出师者。若果为亮作，则其气已馁。辨之诚是。考《蜀志·赵云传》以建兴七年卒，据裴注，是《表》上于建兴六年十一月，在复出散关围陈仓之役，是时顺平侯尚在，《表》中乃有“丧赵云”之语，显露破绽，断非武侯作可知。然则《后出师表》果谁作乎？曰，是即俨作也。自古传伪书之人，多即作伪书之人。古文《尚书》传于梅颐，即颐伪作也；《舜典》首十二字，姚方兴于大航购得，即方兴伪作也；其下十六字，刘炫列诸本第，即炫伪作也。炫又传《连山易》，他如张弧《子夏易传》、王士元《亢仓子》、张商英《古三坟》、明丰坊《申培诗说》、《子贡诗传》，大都其人伪作。世之好事者，搜奇炫博，从而附会之，置诸古书之列，以售其欺。然真贋所在，识者自能辨之。以古文《尚书》之剽窃，群书摹倣毕肖，然自阎百诗后已掊击无遗。近世稍涉经学者，类能指其伪矣。独是《表》震于武侯之名，奉为球璧，郡不以为非，而不知显与史矛盾也。纲目删去“丧赵云”一段，清《通鉴辑览》从之，不书赵云卒之年月，故为迁就，皆由不敢直指伪作之故。袁氏谓蜀亡后，好亮者附会董子明“道不计功”之说为之。予谓《表》出张俨《默记》，即俨作无疑。
十五、读文庄公《愿丰轩记》书后（戊辰，1928年）
予筑愿丰楼落成后十有四年，读文庄公此记，乃知公早取杜诗以名轩，予名楼，适与暗合。曩在会城虽购公集，赋性善忘，已不省忆此文，并忘公有此轩矣。公以受国恩厚且至，思图报，称“性愚而拙，粗知人间廉耻事，不敢出位假途于他，惟有瞻天致祝而已。天道之尤效验而最显著者，莫如雨暘。当雨而雨，雨而不至而淫；当暘而暘，暘而不至于亢，则五谷丰登，万物用成，将见家给人足，而礼义兴行。礼义兴行，则盗贼不生；盗贼不生，而祸乱不作”，此公名轩之意也。予所丁之时与公异，命名之意亦与公略殊。吾楼经始于甲寅冬，落成于乙卯冬，实为民国五年一月，正袁氏盗国、洪宪改元之初，防口甚川，转喉触讳，心虽知其非是，力实无可如何，不得已而杜门息影。故当时曾撰一联云：“愿力愧未弘，念先人卜宅，及予身五代才建玆楼，草草经营，漫说规模能肯搆；丰穰期大熟，幸中田有庐，与父老三时躬耕此亩，花花膏雨，不闻理乱赋闲居。”又《五年元旦试笔》有云：“但祝太平无事好，不闻理乱此身便。”亦此物此志也。乃帝制已废，共和再生，一纪以还，内讧弥甚，兵祸既亟，继以凶年，百物踊贵，盗贼滋生。读公文，盖不胜治乱兴衰之感矣！明之亡也以流寇，而其端起于饥民。公“家给人足”之语，抑又何所见远而所言验邪！公自序“十九补庠生，二十有四领解”，予小子游庠乡举，皆与公同岁。公少有志于用世，举凡天下户口、边塞、兵马、盐铁之事，靡不究诸心。其后读书中秘，所学益博，卒为一代名臣。予小子孤陋寡闻，委靡不振，年逾半百，忽忽无成，读公此文，得无愧死！乃公犹谓“历官不离语言文字之职，凡昔所欲资以为世用者，一切寓之于空言无用之地”，夫公以宽大启主心，忠厚变士习，行之而效，岂徒托诸空言邪？盖公之不自满假也如是。太史公曰：“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响往之。”爰书记后，用志吾愧。
十六、书李寒支《宁化县志·名宦传》论后（丁巳，1917年）
寒支论曰：“由宋以前，论定久矣，宜若无异同者。然有贤令常楫，贤尉黄杞、林公遇，公遇弃官营养父，忘其贫，朝廷表门，称为高士，此亦何愧俎豆者。楫既负文名，又兼政事；杞必笃行君子，乃见重于大贤，志皆遗之。至若颜颐仲之惠泽显著，郑枏之慷慨赴义，品业俱在诸令上，而志又遗之。就其所遗，即所录亦苟且掇拾。”云云。
丘复曰：县志与国史异，国史纪其人之生平，县志则必其人官斯土，功德在民，而后得称为名宦。否则其人经历他官，纵有政绩可纪，与县无涉，自不宜滥入，近于盲从附和。兹编所补宋代数人，于常楫则曰：学极该博，为文瑰奇赡博。此与名宦何涉？又云：“令宁化，历倅房陵、宜州，所至剖决如流。”不较旧志所载“清勤廉慎，弊革利兴”，尤为通泛乎？黄杞任宁化尉，以捕盗功改秩，就此一节补入名宦可矣，必以其见重大贤而后补之，抑何说乎？林公遇补宁化尉，恋恋晨昏之养，遂乞祠，彼既无意于宦，更何所谓名？传中所述，均与宁风马牛不相及，此特宁志耳，岂国史乎？公遇之行迹，列诸《宋史》孝义传或隐逸传可也，宁志名宦何涉乎？郑柟授宁化黄土寨巡简，捕获王猪奴贼，已调任；黄土兵黄胜叛，复以柟权巡检，胜慑柟威名，闭寨自焚。此则真不愧名宦矣，补之宜也。至若颜颐仲之吏泽，传中所载，皆知巌州、除广西转运判官，除宝章阁待制时事，于宁一无闻焉，补之何为？夫崔瑗为汲令，百姓歌之；迁济北相，杜乔奏瑗脏罪千万；黄霸在颖川，政为天下第一，及为相，减于治郡时。淮桔之喻，物固有之，不得谓易地皆然也。蔡京之奸佞，温公常称其守法；秦桧之阴险，游酢常比之荀文若，胡安国且谓贤于张浚诸人矣。彼数公者，非大贤乎？而品鉴乃如此，岂能执一言而概其生平乎？吾之为此言也，非谓玆编所补不足取信于人也，特以其人虽贤，其他政绩虽美，官斯土，无功德及民，其人即不宜列诸名宦。盖县志一县之事，与国史异也。或曰：县志不有寓贤乎？得一贤者，足迹所经，山川为之生色，况明明服官斯土乎！曰：是又不然。寓贤所以存过化之迹，使人慨慕前徽而思仰止也。若官斯土，为所得为，漫无所表见，与庸流奚异？故必严以相绳，而后贤者处此，力求地方利病，息息与民痛痒相关，而不敢苟且。此则予望治之微意也。呜呼！寒支往矣，安得起九原而商榷之！
十七、书魏季子《任氏迁家序》后（戊辰，1928年）
昔余访求刘鳌石先生后，邑人士曰：“先生不愿留孽种于人间，固未娶也。”因据以补书传后，时贤多疑之。今观任济世之不欲生子孙为今世上人，弗娶以行其志，可谓二人同心、若合符节矣。任氏官九江衞，国变后，济世以诸生起义兵。见所奉之帅未足集事，而季弟安世、兄子瑞尚稚齿，俱在师中，乃豫脱二子至宁都，托之冠石先生，且耕且读，俾成家室。己则弗娶，翩然去，莫知其终极。魏季子曰：“济世之志行足尚矣。然不务生子，与二子长子孙，道一也。”丘复曰：济世之志行，即鳌石先生之志行，道一也。犹记民国五年重印《天潮阁集》，邑人雷熙春一枝、家翊华海山，皆因补书传后语，靳靳以书争辩，且曰：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论野语无稽，不足据信；即信，未足为先生增重，可不称述。余别无左证以间执二君之口，乃将书附年谱后以存疑。后读长汀杨澜《临汀汇考》，“终身弗娶”已载《人物考》中，并载万承勋《冰雪集》，略言：往在都晤鳌石于季祖季野先生寓中，季祖谋诸姜西溟先生，竭蹶醵金为娶资，使南归。后十二年相遇秦中，询之，则仍未娶，其资则已散之友人。是不娶之说，益信而有征。今读此序，乃得而申论之。盖有明之亡，与前代异。思宗已无失德，又以身殉社稷，故民多怀之。矧高皇帝取天下于异族之手，复我邦族，緜延至于末叶，大盗陷神京，卒使异族攫之以去。于时种族之义深入人心，忠臣义士虽断脰杀身，赓续不绝，莫之或悔。其尤痛心者，不愿身事异族，更不忍生子孙以为异族之臣民。若刘鳌石先生，若任济世，其表著者也。乃人犹多以孟子之说为疑，是不可以不辨。夫孟子之言，论其常，非论其变。当国亡家破，大好河山沦为胡狄，此岂得以常理绳乎？且孟子之言，亦恶在其合于礼也，按《仪礼·丧服》：“齐衰，不杖期。”章传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惟大宗不可以绝，则有可绝者矣。《白虎通义》云：“小宗可以绝，大宗不可绝。同宗无支子，则适子，亦当舍己之后，往为后于大宗。”何休《公羊解诂》亦云：“小宗无子则绝，大宗无子则不绝。”小宗尚可绝，况支庶乎？且《礼》载：宗子在殇而死，以殇子之同昭穆者，后殇子之父，而为殇子服兄弟之服。是宗统不可绝，而宗子尚可绝也。《丧服小记》又有：“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1]。”是非人人必有后，而无后即为大不孝，更可知也。今人不论大宗、小宗，支子、庶子，上殇、中殇、下殇，皆为立后，大都为财产计耳，焉知礼意乎？吾家文庄公谓：有大名显宦者不宜绝，此未必尽合于礼经，然犹不失为礼之变。至执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人人必置后，则悖矣。济世托二子于冠石先生，据序，兄子瑞即其伯兄经世之子，所谓“宗子不可绝”也。鳌石先生兄弟不可考，先生序季，故字季英，其为《天潮阁记》有云“馆于伯子家”，虽未敢确证为适长与否，然先生之非宗子明矣。魏季子以济世不务生子，与二子长子孙，其道为一。余谓鳌石先生与济世其道亦一，以皆非宗子也。嗟呼！种族沦亡，祖、父殉国，苟犹借口孟子之说，宜尔室家，乐尔妻孥，而责不娶无后为不孝，此岂足知弗娶者之心，而弗娶者又岂存一求知于人之心乎？若鳌石先生，若任济世者，其节良苦、其志良可悲已！
[校勘]
[1] 祔食：原稿作“祔食之父”，“之父”似为衍文。据《丧服小记》删。
十八、文晟《丘止庵忠义祠记》书后（丙辰，1916年）
吾尝恨僻处山海之陬，地方人士已不留心文献，而文人墨客又鲜涉迹其间，故士之生兹土者，虽有瑰伟丰绝之行，往往湮没不彰。读文晟《丘止庵忠义祠记》，未尝不令人慨然以悲也。《记》按《东安秩官志》，公讳隅，福建上杭举人，顺治四年任东安县知县。甫下车，适伪把总朱家臣作乱，被胁不屈，全家死之。又考《兵防志》，顺治三年，总督佟养甲、提督李成栋帅师由闽入粤，有西山明季把总朱家臣偕哨官罗成基自肇囘叛踞，自称都督行事，辖州取饷不应，登城鼓噪。闻王师将临东安，遂召募西山贼众往破。新任知县丘隅乘势取南乡所，国朝兵备道王芋飞檄取援兵，家臣遁西山，参将商之盘追获家臣，解军门磔之，地方以定。《记》断公之死，在清师未至以前。公食明禄，仍奉桂王永历年号，故殉王。叛将朱家臣之难，晟求尽节之处不可得。闻诸父老，参以故家笔记，知家臣作乱时，辖取供应不前，胁公至西门塘基之上，骂贼不屈，全家遇害，乃为建忠义祠于城隍庙侧，而为之记。按，晟宰东安后公已二百年，牧嘉应，殉太平天国之难，忠义相契，有自来矣。予独以公为上杭人，大节炳然，而邑人士绝无知者。同治新志虽采此记入艺文，而公居何乡里，邑人皆莫之知；且为福建举人，而《选举志》不载。惟是以论，乡先生之湮没不彰者，何可胜道。有明之季，吾杭大节，首推刘、李二公。刘公名廷标，殉云南永昌通判。其孙坊，与明州万斯同善。斯同在明史馆二十年，因缘得列《明史·忠义传》。公弟廷枢，贼胁以官不屈，后遇乱，先杀其幼子与妻张氏，自缢死，见前清《一统志》云南名宦下，而邑志失之。李公名鲁，汀州破，清兵至杭谕降，殉节道署前，邑志列传亦甚简略。明年，镇江何应祐奉宜春王就公于福员山谋起事，王殿垒石今尚存，父老往往道其遗事，不置。而邑志并未一及，岂前代多忌讳而不敢纪述耶，抑地方人士无肯留心文献耶？他如李公梦登，宰孝丰，有古循吏风，详章学诚氏所书轶事。陈公东注，以举人宰泗水，乾隆南巡需供差两宿，不忍加取于民，因降调，旧志不载，选举志并漏列其名。林公汝霖，尉仁和，洪杨之难，杭州破，阖门殉节，葬孤山。当时名公巨卿诗文凭吊，有西湖祠墓志之刻，而新志皆不搜采。志乘之作，不甚难欤！昔人论作史贵有三长，此言史之当有择别也。志乘为乙部之一，何莫不然。以吾所见，或失之冗烦，或失之谫陋，甚则失之虚诬者多矣。一邑之志且如是，况大而一省之通志、一国之国史，而总其事者置身局外，虚糜薪脩，百孔千疮亦固其所，又安得良史乎？
十九、书《包溟池先生遗训》后（甲寅，1914年）
包子谦谷，以其先大父溟池先生遗训示其友丘复，已卒读，喟然叹曰：“孟子有言：‘言近而旨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今观先生遗训，不鹜高远之论、迂腐之谈，大都出诸经验，注重生利，力戒分利，其殆本善道而发为善言者欤！”吾尝论中国旧社会有大弊二：一以士为四民之首，一号为读书人，生死与蠹鱼为伍，置农工商业不讲，不能治生，安能治世？此其弊一；一泥于家族主义，以九世十世同居为美，谈问治家之法，则群奉张氏百忍为师，以教子弟坐食，无所事事。一家数十口或数百口，全仰给于家长一人，家事丛脞有不堪问者。家尽如此，国奚以治？此其弊又一。是二者皆中国通弊也。今先生遗训则曰：“读书当达世务，勿徒作书呆。”又曰：“子弟多，不须尽业儒，当分业经营，以财济书。”又曰：“兄弟过多，权摄不过，宜速分居。”皆力振社会积弊，不为流俗所拘。盖一家之中，分利多，生利寡，则其家必败；推而一国之中，分利多，生利寡，则其国必穷。吾中国所以穷，皆分利多而生利寡，国民已不能自谋，政府又无以提倡，且日事借债，以为国民表率。夫使借债而用之生利事业，则泰西诸强国多有先例，乃吾国政府，则皆用之分利之途，滔滔然一去不返。吾因是又重叹先生遗训之高人一筹也！先生之言曰：“凡寒苦时经营乏资，告贷亲邻济助，定见其兴；既兴，切毋再贷，久贷必多负债。小康之家渐时支绌，宜节用以守成，不可求贷以图经营。营谋不获又虚掩其名，必致日贫，虽欲守成不能矣。”此言也，其识岂不在今世之谋国者上哉！谦谷曰：“吾祖浑厚宽容，深明大义，所理常谷，贫者争籴。及积欠，则曰：‘是经理者责，当自任。’时先子心不平，公则曰：‘人贵能卹族。此时力量未充，吾方自愧，汝兄弟读书，当学范文正，以天下为己任，此区区者何足论。’”谦谷又曰：“公生平最喜《训俗遗规》一书，教子孙宜常玩之。”谦谷之言如此，益见先生平日取法古人，所挟持者大，垂为家训，言之有本，固非徒托空言而已。虽行事不出里门，未获建范文正、陈文恭之事业，然穷达有命，尽吾力所得为而为之，若先生者，质诸文正、文恭而无愧者也。
二十、读《井丹先生集》书后（庚辰，1940年）
吾近读《井丹先生集》，固自愧曩昔之忽略而未尝遍读也。丁丑客潮州，于西湖图书馆见是集，馆长吴君子筠曰：“是潮阳林提学大春所著，近其邑人郭君泰棣重梓于上海，可走书索之。”因详其所居，归寓遂具书，媵以《杭川新风雅集》，书去而是集来。披览目录，赠送贺寿之序、祭奠之文、与人往复之书，占十七八，以为酬应文字，未遍阅焉。今夏里居无事，发箧读之，乃知先生介节自持，虽负文望，不轻以文许人。官部曹，严分宜当国，欲一见不可得。后忤时相高新郑，摘浙江试士合题，坐免。既归，张江陵柄政，居父丧，有言但致一诛，卿位可立至，笑谢之。归年四十八，屡荐不起。又十八年乃卒。其为文，气充而辞沛，理足而神完，不作艰深语以炫人，不为矫激论以惊俗。大旨主于维世教、利民生、风当前、劝来者，固非寻常酬应之作，乃经世文，而非文士文也。尝数过吾杭，且止于丰稔，诗有《上杭赠丘子》云：“海雾空蒙隐夕晖，山城几度换征衣。乡关见说犹传箭，野战朝来未解围。歌笑有情能爱客，登临何处可忘归？请缨投笔俱疏濶，且共论文坐翠微。”盖作于嘉靖庚申，赴湖广江防佥事任，取道江右过家省亲，值贼二千夜入潮阳城，故有乡关传箭之语。云“几度换衣”，寓杭不止信宿矣。文有《丘君七十一寿序》，为侍御伯子号梅林者作。首云：“初，林子既倦游，犹道三江，经七闽，隐卧龙，观石壁，及于丰稔止焉。其地有故人丘国子逆见，与语久之，别去。”继云：“国子甥李生，持书造庐，求为舅氏寿，林子讶若舅方壮游，今何寿也？对曰：‘吾伯舅也。’曰：‘季子若何？其气若何？’曰：‘犹昔也。’曰：‘伯氏若何？’曰：‘年七十有一，然虽无异季子也。’曰：‘亦出季子乎？’曰：‘此季子意也。’乃启国子书观之，洋洋乎，纚纚乎，盖为恭厥兄也；继得其从子可诏书观之，惴惴乎，翼翼乎，盖为严厥也。孰谓国子果豪迈不羁，而可诏果循循书生、徒欲以禄养者耶？乃接叙李生，出所为梅林行略。林子读之而叹，终以侍御有才不究其用，以贻子若孙，可不勉之！”所谓国子即季子，为小塘先生。伯氏梅林者，其即可诏父嘉伊乎？文称故人，缱绻问讯，季子之人如见，非久交焉能之？赠丘子诗必为季子。又有《寄丘上舍》一绝，疑亦季子，而未敢决也。往年纂县志《流寓传》，于翁襄敏一碑、唐郎中一诗，皆据以采入。先生寓杭较久，独略之，疏略之咎，难辞其责。书此以俟重修时补入焉。
二十一、前明族侍御练塘先生金山诗版跋（庚申，1920年）
金山为邑中第一名胜，予年十八，侍先子游焉。先子雅爱中峰之胜，和范友琴明经韵有“著书若得中峰住，南面何思拥百城”之句，盖兹山高大幽奇，中无尽藏，洵佳境也。顾山灵显晦有时，自宋升县，迄明歴五百许年。至嘉靖中，族人小塘先生始斩林莽，相丘壑，建殿寺，架连云之桥，筑归鹤之楼，辟桃源之洞，构玉虚之亭，荜路蓝缕，几歴年所，遂成兹胜。读所作《金山记》有云：“世宗朝先大夫练塘公解组归来，寄意林泉，每欲于中探索奇奥，未果。予弗克嗣先德，惟山水之趣，似加笃焉。”是侍御公有志未果，小塘成之，前此委诸丛莽，可知已。民国八年秋，族人谷田与陈子勉生宿山中数日，得侍御诗版一方，为游金山未果书怀之作，谅哉兹山前此果委诸丛莽也。侍御寄意林泉，尚探索未果，况它人乎？诗不志年月，殆小塘追刻者，草书，共六十九字，版高二尺二寸，长三尺八寸，计十四行，行五六字不等，尘封蠹蚀已久。谷田载归，督匠理而新之，将钩摹上石，以打本见示，属为之跋。窃以侍御公直节高风，照耀百代，诗文著述，略载县志，此外绝不一见，盖散佚久矣。是诗不载于志，长汀杨澜《汀南廑存》采之，题为《金山纪游》，转写失其命意。诗固神韵飘逸，草书尤龙蛇飞舞，入羲、献之室。三百余年之木刻，洗刷一新，得饱眼福，幸何如之！结句云：“眼前半是风尘客，谁共长歌万仞冈。”深慨举世逐逐，北山松桂笑人，不知它日“长歌万仞冈”者，即公之季子。予因是叹小塘能成先志，为山川开面目；而谷田搜奇好古，使乡先生墨迹流布人间，亦非时下士所为矣！自维饥驱奔走，回忆旧游，忽忽三十年，未能拓地数弓、构屋数椽，读书其中，竟先人未竟之志，岂独有负名山已乎？又旧游草草，是诗亦未一拂拭，以视谷田之留心文献，抱愧又何如耶？抑予读邑志《文苑传》，小塘读书兹山，尝署“间云孤鹤”匾额，未知今犹存否？谷田留心文献，愿益搜剔出之，与是版并传焉。
二十二、募建白莲山房双忠遗迹私议（丁巳，1917年）
吾杭有明之季死节最烈而最著者，首推兵部职方司主事敕办汀屯练李公鲁、云南永昌府通判摄府事刘公廷标，二公自少以节义为砥砺，又重之以婚姻，后皆死国难。白莲山房者，二公读书处也。据李公为吴又玄太母寿序，二公读书其地，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遗址当在今在城里，邑人莫能指其地，且不知有其名。夫莘野渭滨，古人耕钓所及，载诸史传；至于名贤读书之地，如匡庐太白之堂、武夷元晦之室，山人游客遍题咏焉。就吾汀而言，如连城之东西片石，长汀之华阳别馆，皆就昔贤读书遗址，或祠而祀之，或廓而新之，而武平之李忠定读书堂，俞大猷读易轩，宦迹所经，雪鸿偶印，且不胜其慨慕之思。他如杨龟山之故居，文丞相之故垒，则又至与他县争聚讼纷如此，何以故？盖一以壮此地山川之色，一以激后生景仰之心，非徒效争墩之故智也。况乡先生大节彪炳，而读书求志之地，又近在斗大方域之内，顾可令其湮灭不彰哉？窃私以谓，宜择在城隙地，募金建筑，以彰双忠遗迹，中辟一龛，奉二公祀。其闻李公之风而赴义者，则有邹公宗善，李公殉国后，衣冠痛哭明伦堂，归而题诗衣襟，自缢死。刘公则有弟廷枢，不肯与兄贰行，遇贼乱，先杀幼子与妻张氏，自缢死。子之谦，以难荫歴官户部主事，吴三桂入滇，永历帝狩缅，全家八十余口死之。孙坊，怆怀家国，终身不娶，卒客死宁化。是四人者，或骨肉周亲，或北闾同气，并宜附祀者也。得二公而为之师表，俾后生小子憬然于乡先生以身殉国、不事异族之大节，而于恭敬桑梓之下，发其爱护民族之思，未始非砺世摩钝之一助矣。若夫建筑之余，旁有旷地，款有羡金，构造讲堂，公立小学，蒙以养正，端其始基，愿与邑人士共商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