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乡的散文书写

——读《福地泮境》

邱锡凤

 

 一直以来，散文就是十分私人化、自由化的文学表现形式。在中国古代，骈文之余都是散文。骈文的种种拘谨和束缚，直接促成了散文的勃兴。因其自由、随性、门槛低，散文的写作成了大众化的文学事业，成了文学复兴的表征之一。而在当下这个网络极度发达的时代，散文写作群体空前壮大，散文表达阵地空前辽阔，散文作品出版也不再高不可攀，人们可以更自由地思想、更自主地抒发，无论状物、写景、抒情或议论，无论上下古今、天文地理，洋洋洒洒，纵横恣肆。但是，习惯于小说思维的人很可能看不惯散文的“散”，看不惯其“故事”的无组织性、无纪律性。由于散文的写作边界十分辽阔，其“故事性”有时令人眼花缭乱，极易与“小说”纠缠不清。著名作家何英的处女作品《抚摸岁月》，曾被称作“长篇小说”，后来笔者十分审慎地提出了异议，建议改为了“长篇纪实作品”。其实，这部作品正是散文，是实实在在的散文作品集。这也符合现代文学理论家们给出的广义的散文“定义”，所谓除诗歌、小说、戏剧之外都是散文，简单、明了、直白。

 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福地泮境》，就是这样一个文本，它是一众作者对闽西一个山乡的文学聚焦、散文书写。参与写作的作者群中有本土的，有外地的，他们笔下的对象包括山川风物、民俗人情，甚至民间故事与传说。如此仔细入微地对一个地方（乡镇）进行文学性发掘，对于当地人文风貌的文学塑造和精神建构，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笔触聚焦于当地近年兴建的农民公园——风灯公园，披露了这一乡村文化工程的缘起、经过和轰动效应，揭示了这一工程对于乡村文化生活的复兴、人文精神的重建等多方面的当代价值，如沈世豪的《神秀风灯岗》、朱谷忠的《天赐净土风灯岗》、何英的《大自然的恩赐》等。而张丹丽的《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陈健的《莲花大爱洒人间》、江为群的《来泮境走走看看》、黄河清的《目光里的泮境》、邱锡凤的《落在泮境的那朵莲》等，则由物及人、由景及人，甚至由佛教文化到社会人生，对泮境风物的精神升华进行了着力铺陈和渲染。还有泮境籍作家伍明春的《从元康出发》、李伯庠的《走出泮境》等篇章，从写作小我的“深部”，到触摸时代的“根部”，咀嚼着生活赐予的磨难，叨咕着经过磨难之后收获的人生“小确幸”，道出了个人从山村往外“出发”和不断“向上”成长与周边人事及这个大时代的关系。作为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的伍明春，现在已是大学殿堂的教授，他将童年时期跟随母亲从泮境往龙岩探父的一路“颠簸”写了出来，那种颠簸不单是肉体的，更是透入骨髓、沁入心灵的。泮境在上杭是个长期被公路遗忘的“袖珍”乡镇，当年母亲“提溜”着伍明春姐弟两个，须先步行大半个上午、十多公里的崎岖山道，到临乡搭乘一天仅有一个班次的经停的班车。这样遥远的旅途，这样漫长的时间，这样沉重的大包小包和步履蹒跚的“挈妇将雏”，给各种意外的发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你看伍明春笔下的细节：“一次是我们没赶上开往龙岩的班车，寄宿在亲戚家那晚，我拉肚子拉得很严重，弄脏了他们家的床铺，手忙脚乱的母亲只好一边照顾我们，一边一个劲地向亲戚表示歉意”；“我们已经坐上了班车，路上突遇暴雨，山洪暴发，溪水漫过了必经之路的大桥桥面。望着滔滔洪水，年轻的母亲内心顿时一阵慌乱，暗暗想道：‘如果班车被洪水冲走，我们一家三口都完了……’”。这样的细节，非亲身经历无以痛彻心扉。再看诗人李伯庠笔下的人物：“白杨姐姐四十多岁，好像是北方人，长发，瓜子脸，高挑个，皮肤白皙，衣着得体，很热情，对我们很好。每次见到她、片子看完了要走、送稿件、领稿费时，她总是伸出纤细而白净的双手来握，温暖且温馨，年青的我感到有些电电。”汪曾祺曾经如此说到小说家散文的特点：“小说家的散文有什么特点？我看没什么特点。一定要说，是有人物。小说是写人的，小说家在写散文的时候也总是想到人。即使是写游记，写习俗，乃至写草木虫鱼，也都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汪曾祺《散文应是精品》）我想，诗人笔下的散文写作亦如是，他们更重视细节的雕琢，更重视描摹立体的人，更重视“通感”的运用，我们从伍明春、李伯庠作品可以管窥一斑。

 面对作家们这样的散文文本，我们也许真的应该像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所说的，“重新做一个读者——一个有闲心的读者，一个不以阐释代替阅读乐趣的读者”（谢有顺《散文是在人间的写作》）。这样的文本，无须过多阐释也无法过多阐释，我们只需用心去读、把自己“代入”去体会，就能从作家们“散漫”的文字的字里行间读出味道，品味到别人尤其是作者本人的生命体验。

 当然，能够真切呈现当地人文景致和精神风貌的，还是泮境籍作者写的近于“口述作品”的叙事文字。如黄长贵的《家乡故事家乡人》《金佬公其人其事》《重走古道》以及何英的《大自然的恩赐》。这样的文字，浸透了作者的体温，能够让读者与作者一起凉热，充分感受文字底下的时代脉搏。我们说散文是与个人心灵最贴近的，正是这样的文字与心灵的距离最近。而抒情散文容易令人嫌弃就在于，那样的写作极易滥情，自由抒发、无边无涯，甚至如水中飘萍，根本不着边际。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杨朔等的散文，将散文“当诗一样写”，“寻求诗的意境”（杨朔语），使散文成为抒情的载体，而且不时还能看到文末出现“啊……”之类，情感泛滥四溢，且人为抒发拔高，常常令人浑身不自在。所以，汪曾祺说“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汪曾祺《〈蒲桥集〉自序》）叙事的散文，因为其故事（以及背后的人物），常常显得更为跌宕、更为饱满。也许这正是小说家写散文出彩的秘密所在，因为他们通常长于叙事而非抒情。而且，强化叙事，照样可以通过一颦一笑、只言片语表达情感、发表议论，而这些都逃不过聪明的读者的眼睛，他们自然能够接受到来自作者的隐秘信息，产生心灵感应，形成心理共鸣。

笔者并不避讳对这类文字的偏好，就像在评论何英《抚摸岁月》时所指出的，该书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被赋予了“个人历史记录的重要功能”（邱锡凤《触摸那段沉睡的历史》）。笔者始终认为：“一部优秀的个人历史，充分展示历史的细节，它能唤起同龄人对历史的刻骨记忆——或者欢欣或者忧伤或者喜忧参半，从而‘在悠然自得、细细品味中’与自己的人生对话。”这也是我写作的指导思想之一。闽西上杭曾发起作家写上杭的散文出版活动，并邀请笔者等上杭籍的作者写自己的家乡（后结集《圣地的乡愁》出版）。我以家乡为题写了《蓝溪，蓝溪》，文中有如下文字：

 我们将时间推送到1930年。这年10月，蒋介石调集大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展开大规模“围剿”行动。一时之间，苏区阴云笼罩，不少红色区域沦陷。

 1931年春节前夕的一天，寒风肃杀。在闽西长汀南阳的龙田书院操坪上，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正在举行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大会。主持大会的军政部主任李任予发言结束，情绪振奋的第100团团部青年干事吴拙哉起身振臂，在当时刚刚时兴的热烈的鼓掌声中高呼起口号：“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就是这一声呐喊，以及连呐喊者自己都搞不懂什么意思的这两个新名词，撕开了“旷世冤案”——闽西肃社党事件！

 一时之间，闽西大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至人人自危。一批又一批“莫须有”的“社会民主党”分子，被揭发出来，被牵连进来，然后五花大绑，不容辩解也无需审判，被匆促枪决或砍杀！

 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确认，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鼓舞下，闽西的“肃社党”事件被进一步推向高潮。1931年4月，王明等把持的中共中央发出《给闽粤赣特委信》，强调必须肃清内部即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这给冤案的制造者们又打了一剂强心针。而“肃反”的扩大化，最终给党、政府、红军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正是在这个南方的天空依旧肃杀清冷的1931年4月，担任共青团觉田支部宣传委员的丘新桂，被冤杀于上杭白砂，年仅20岁。

 这段文字不足全文的十分之一，记录的是作者的爷爷邱新桂烈士被冤杀的时代背景。一者从“小”处着眼，一者从“大”处落笔，将小人物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上，凸显人物的精神底色，还原历史的应有面目。但是，该书的编辑将稿件撤了下来，认为触摸到了历史的敏感部位云云。其实，这既是对历史的不自信，对万千读者的不信任，也是对上杭“圣地”精神的不完整不准确解读。就在这一历史节点3年后的1934年11月底，为了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一支全由闽西客家子弟组成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湘江与数十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浴血奋战，6000余人全军覆没。80多年后，这段悲壮惨烈的历史更被搬上央视荧屏，剧名叫作《绝命后卫师》。常识告诉我们，正史的记载常常是峻冷而不带血色和温度的，它需要文学的铺张、艺术的再现，才能被读者或观众接受，获得审美与思考的愉悦。相对正史而言，文学就是“业余的”，它负责的是艺术的审美、熏陶或反思。所以祝勇说，“散文首先是门艺术，记录着心灵的奇迹，与正义、睿智、机敏、沉着同时存在。”（《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

 散文也是“业余的文学”（谢有顺《散文是在人间的写作》），实际上，出彩的散文不少出自非专业作家之手。像汪曾祺、贾平凹、史铁生、余秋雨等等，他们的文学身份更多是小说家、理论家，但是他们的散文写作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福地泮境》中不少乡土作者的文字可能显得粗糙，但是可以明显感受到其初心是真诚的，其表达的事物也是可以触摸的，而且读者很容易从其并不十分精致的文字背后品味到作者内心的温暖或失落。这样的作者，如果能够得到一些基本的文字操练，或者进行更多的写作实践，也许其表达的境界将令许多人吃惊。这或许正应了谢有顺所说的：“如何使散文更好地成为‘业余的文学’，才是散文的出路和正宗。”

 而这，也给本书编者、从泮境走出来的著名作家何英提供了继续为家乡编辑“泮境文丛”之类的最好理由。何英由《抚摸岁月》闯入文坛，至今已出版多部作品，获得了多方面的充分肯定。她曾倡议设立“风灯文学奖”，希望通过发动作家、作者书写泮境，借以提升家乡的文化品位、夯实家乡的精神根基、张扬家乡的品牌口碑。这是很有远见的文学举措，也是闽西文坛，乃至福建文坛之幸。（由于一些原因，这一愿望暂被搁浅）

 《福地泮境》中，不少外地作家与泮境初次“邂逅”，没来得及深度研究当地的历史、人文、习俗或者其他社会风貌，没来得及对这些广袤的内容作文学的发掘、阐述与多向度表达，这是令人遗憾的。极好的是，文集收录了大量当地作者撰写的文章，收录了大量的当地民间故事、传说，弥补了这一遗珠之憾，它使得读者可以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地方的人、事、物，从而进一步读懂当地的社会风情、人文环境和精神境界。正如何少川在本书序中所说的，“《福地泮境》，是一部好读的乡村史话，它展现出一座旖旎乡村的泱泱大观。”此语切中肯綮，我相信，这些散文的精神空间和美学境界定将被聪明的读者细细品味出来，并体验到一篇篇文章的气韵、气色和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