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庐文存
卷一 书后、论、说、记（四）
二十三、范增论（辛丑，1901年）
宋义之杀，伏于决武信君之败，而义帝之弑，则伏于以义为上将之时。以义为上将，则羽不甘为下；羽不甘为下，而杀义决矣。羽之敢于杀义，羽之心早无义帝也。义帝为增所劝立，羽之心已无义帝，何有于增？疑机已伏，固无待陈平之间也。苏氏谓增当于此时决去就之分，诚卓识矣。冯氏景乃谓，羽不杀义，则羽不得将，而巨鹿之战必不胜。巨鹿之战不胜，而秦亦不速亡，亡秦之机，实决于此：杀义固为羽功，而不为羽罪。嗟呼！天之厌秦久矣，无巨鹿之战，秦亦必亡。扶苏杀而胡亥立，秦其能久存乎？且义亦安见其不能军也！蚌鹬相争，渔人收利，古兵家多用之。义之斗秦赵，即义之能军，其留而不进，正其计万全而不轻发，非畏葸而不前也。羽以私忿杀之，可乎？古大臣奉命出师，不轻进偾事，不卤莽图功，其迹近于玩寇，而实徐以收其成功。使为之下者，因主将之持重，便可杀其人，而夺其权，侥幸于成功，而不以为罪，是尚有国法哉？此唐节度留后之所以纷纷也。至谓增之去，当在新安坑卒二十万人时，羽逆天道、失人心，垓下之亡职此。然终不若苏氏所谓“去于杀宋义时”之为见微知著也。或曰，是时增为末将，怀王所命，若因羽杀宋义而去之，将置君命于何地？不如待其弑义帝而去，名犹近正。此又不然，夫增为末将，统于义也。义已杀，果谁统乎？羽杀义，而增不能争，是无勇也。不能争而因下之以保位，是不义也。为增之计，当义饮酒高会之日，正宜审其时势。苟义之策为非，自必力谏义，陈其利害，使之慷慨渡河，如以为是，又何得听羽之杀义而不一言哉？使增于此时言于羽，曰：“义奉王命救赵，义虽有罪，王臣也，当黜陈于王而后诛之，将军固不得擅专杀也。”则羽必凛然于君臣大义而不敢自逞，如是则增去而君命愈重。惟其畏首畏尾，亦如诸将之“慴服，莫敢支梧”，羽乃敢益逞其悍鸷之雄势，必弑怀王而后止。增之不去，恶在其能重君命也？虽然，增特一鄙夫耳，乌足以语此？不至于陈平之间行，而羽夺之权，即义帝见弑，亦置之度外，何有于宋义之杀与新安坑卒二十万人也？增之去，特一鄙夫之见耳，而苏氏之论，亦过于重视乎增也。
二十四、韩信论（丁巳，1917年）
世之论韩信者，众矣。徒致辨于谋反与否，与汉待功臣之厚薄，皆一孔之论也。夫成大事者，必能忍人所不能忍，乃能成人所不能成。刘季忍人也，项羽将烹其父，且曰：“幸分我一杯羹。”于父尚耳，遑论其他。顾郦生凭轼下齐七十馀城，功已成矣。信渡河袭击，使郦生见疑被烹，并肩事主，致人于死以夺其功，是韩信者，亦忍人也。乃刘季则成帝业，而信反受族诛，何也？曰：信能忍于始，不能忍于终也。信忍于郦生，以成其功；不忍于刘季，卒夷其族：是信一身之成败，忍不忍，判之也。信不忍背季，不免于族诛；季忍于杀信，以绝其后患：是信与汉之成败，又忍不忍，判之也。且信非真能忍也，前所以致郦生死而夺其功者，蒯彻之计也。彻之计行于前，而不世之功立；彻之计违于后，而不世之祸成：是信固非能忍者也。夫功未立，则忍于从彻，及为齐王，于愿已足，则犹与不忍矣。岂待云梦之游、锺室之戮而后知其不能保身全族哉！当楚汉相距荥阳、成皋间，正鹬蚌相持渔人得利时也。信果有图天下之大志，当于此时按兵不出，养精蓄锐，伺隙而动。两虎相斗，小者死，大者伤，然后用蒯生之计，徐收双虎之功。据疆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以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请命，南面而帝不难。即不然，参分天下，鼎足而立，亦不失为齐王以雄据海岱。乃曰：“汉遇我厚，不忍背之。”岂知我不忍于人者，人固忍于我乎？或曰：汉王殆天授，非人力，信心折久矣。兼之谋臣战将极一时之杰，信何敢与之抗？不知否否，以蒯生之料事如神，使信从其计，功成论定，史官载笔，何遽不如良、平？至绛、灌、樊哙之徒，固信羞与伍者，且刘季倨慢猜刻，人人自危。两亲相爱，生同日同里，长复相爱如卢绾，他日且叛之，使齐果树独立之旗，攀龙鳞、附凤翼者将如蚁附羶，汉诸将首鼠两端，必从而解体。除良、何、参、哙外，吾恐陈平之徒不足恃也。汉谓英布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惜乎信之不欲为帝也！布无为帝之资，又非其时，而怀其志，则妄；信有可以为帝之资，又值其时，而无其志，则庸。其失也，庸与妄钧。况信自恃功高，汉终不夺我齐。不知汉非信，不折一矢，不伤一兵，下齐久矣。乃信夺诸郦生之手，致汉丧其谋臣。高梁之封，刘季固未尝一日忘郦生功也。又益之以假王之请，汉从良、平计，忍而与之，岂季心哉？间尝旷览中国战争之历史，自古及今，枭雄举事，莫不以能忍而成，不能忍而败。宋襄、徐偃、陈馀、刘璋之徒，皆不能忍者也。 历朝开国称帝称王、创业垂统以传于后者，皆能忍人所不能忍者也。曹操之言曰：“宁我负人，莫人负我。”古今枭雄心理，大率如是。刘季更得吕雉为内助，其忍尤著焉。嗟呼！信之论项羽也，目[1]为妇人之仁。吾谓信之犹与不忍，直匹夫之谅耳！以匹夫之谅当枭雄之忍，其受族诛也固宜。
[校勘]
[1] 目：原稿误作“日”，径改。
二十五、陆贾论（乙巳，1905年）
千古帝王，才力足以制天下万世者，惟秦始皇。郡县天下，改先王之制，而万世不能出其范围，背之则贻祸。唐之藩镇，其著也。汉高祖以亭长取天下，其始也，以楚项拔山之雄，夷之而无难。及其晚年专杀戮功臣，区区南越数千里之地，不能取而郡县之，卒至一叛再叛，用伏波、楼船、戈船下濑十数万众，仅仅平定，乃取其地置儋耳日南九郡，而其势始杀。文帝柔仁之主，赐书怀柔，固无足怪。汉祖开国英君，亦因尉佗自王，遣使通和，由其暮气中于心，专以才力制功臣，而无暇远图也。当日奉使者为陆贾，史迁以陆生为辩士，而后世且推为大儒，实则才力单弱，无奇谋异计。观吕后用事，自度不能争而病免，谏尚不敢，安望其敢行非凡所见乎？不然，汉祖即释不诛，为陆生者，能审时观变，相机行事，如傅义阳之斩楼兰，陈破胡之诛郅支，班定远之斩虏使，以尉佗之昏耄，乘其留饮而诛之，然后布其逆命之罪于桂林、象郡，谕以天子威德，郡县其地，置守尹以治之，则一使而无容再使，而周竈可无烦出师，韩千秋亦不至败没矣。乃一介书生，不敢行非常之事，未几又为长沙边患，及至再使，而身已劳矣！此犹谓吕后禁市铁器有以激之也。再使，佗有“改号，不敢为帝”之言，考之史，佗居国窃如故号，则所谓改号，亦掩耳盗钟之说而已。识者于是知汉之优柔，而化日五道之师，必不能已也。
二十六、班超论（乙巳，1905年）
汉明帝十七年，西域诸国遣子入侍，班超以三十六人复通西域，使六十五载之隔绝者，不烦兵，不转饷，一旦复通，实前人未有之奇功。然踰年而有攻没都护之变，论者以是为超病，吾则谓此正足以显超之奇功也。焉耆与龟兹共攻没都护，实因中国大丧而生变心，且陈睦本无控驭才，郭恂尤超所指为“文俗吏不足与谋”者，不得以此而责班侯也。今有人出其智力，驯虎狼置之柙中，奉之主人。主人别使人为之司守，司守者不能防察，致虎狼出柙，反为其所食。论者将责其主人与司守者乎？抑将责前日之驯虎狼者乎？彼能驯虎狼置之柙中，守者不能制柙中之虎狼，致为所食，人材相去何啻倍蓰千百？使当诸国遣子入侍时，用超为都护，观超它日斩焉耆、尉黎二王，传首京师，而踰葱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不动中国，不烦戎士，而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吾知当日即遭中国新丧，而焉耆、龟兹必不致激而为变矣。盖抚远夷者当驭之以智，尤当服之以心；智驭心服，则依汉使如依父母。超所以能建奇功者，此也。且超使西域，亦非生事要功者比。永平之末，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城门昼闭，前史称“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者，其事正不得不然。至于中国无穷兵加赋之害，卒以收奇功、蠲宿耻，则班侯所独也。迂曲之士，动谓圣王不喜边功，以光武不许外夷内属为得体，然大一统之谓，何抑亦隘矣？且我不许其内属，安保其不为外寇？永平之祸，焉知非光武有以酿之！
二十七、两汉两张禹论（辛丑，1901年）
人有隔数百年，所处之爵位同、事势同、阿谀固宠亦同，而其姓其名又恰相同，吾于汉得两张禹焉。前汉张禹，字子文，封安昌侯，当王氏专政，太后临朝，禹初授太子《论语》，后代王商为丞相。永始、元延之际，日蚀地震尤数，吏民多言灾由王氏。车驾幸禹第，辟左右，亲问禹，自以年老、子孙弱，又与曲阳侯不平，恐为所害，乃以“圣人罕言命，不语怪”塞之。上雅信爱禹，由此不疑王氏。而王氏亦喜悦，亲就禹。王氏卒因而夺汉祚。阅百数十年，至东汉永平间，复生一张禹，字伯达，封安乡侯，当邓氏专政，太后临朝，和帝崩。太后以皇子胜痼疾，贪殇帝孩抱，养为己子，立之。又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诏禹舍宫中，五日一归府。及殇帝崩，郡臣以胜疾非痼，意咸归之。太后以前已不立，恐后为怨，乃立安帝。禹自永元六年入为大司农，至永和五年，以日食地震罢太傅，官垂三十年[1]。当外戚专权，国君屡易，唯诺取宠，曾不闻出一谋、建一策以定之。卒之幼储屡建，汉鼎以覆。史于前之张禹，断以“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后之张禹，讥以“临生不先其存，后世何贬焉？”皆有微意于其间。尝取而论之，之两人者，才学非不高也，见识非不深也，一则经学湛深，萧望之且称为“有师法，可试事”；一则幸江陵有谏，幸新野君第有谏，独于外戚擅权，太后老悖，无一语及之。岂其智不足耶？力不及耶？总之，祸福之虑深，斯趋避之计巧。孔子曰：“鄙夫不可与事。”君信哉？
[校勘]
[1] 官垂三十年：原稿如此。东汉永元六年（公元94年）至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相间实为四十六年。
二十八、姜维论（辛丑，1901年）
呜呼！维亦奇男子哉！诸葛武侯一见即辟为曹掾，称其“心存汉室，才兼于人”，其人之忠义勃发可知。即其生平，亦惟此二语足以括之。观其奉命出师，专以讨贼为心，虽间有胜败，而灭贼之志终不少挫，固由忠义出于天性然也。论者谓，维国小而劳师疲民，自取灭亡之道。然则将闭关自守，奄奄待毙乎？夫汉贼不两立，先丞相之志也。贼一日不灭，汉室一日不安。曹氏父子，汉之贼臣，非与国比，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何暇计成败利钝乎？至于景谷深入，成都请降，天不助汉，阉宦得以弄权，非维罪也。使早从维计，以重兵守阴平桥头，邓艾虽出奇，恶能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哉？论者又谓，维不死于蜀之亡，而死于锺会之乱。“非死之难，处死之难”，夫论国亡臣死之义，自当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如北地王之烈。然此守其常而不足以见其奇也。以维之才之志，何尝一日忘汉，以为国都破矣，一死岂足以塞责，计惟忍死须臾，徐图恢复。值彼两将交搆，从中取其兵权，则复国如反掌耳。苟天不亡汉，尽杀北来诸将，因而杀会，复蜀岂难乎？观维与后主密书：“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是维不死于蜀降之日，将留其身以有待也。”亦谓“吾身一日不死，汉一日不亡”。处万无可为之时，尚存万一或然之想，此正武侯所许为“兼人之才”而“心存汉室”者也，岂得以成败论乎？事虽不成，而志良可悲矣！呜呼！维亦奇男子哉！
二十九、王祥论（乙巳，1905年）
昔王祥以继母朱氏故，失爱于父，而祥益恭谨。史载鲤鱼黄雀之异，以为孝感所致。母令守丹柰，每风雨辄抱树泣，与弟览相友爱，母终感格。处家庭之变而能全其孝如此，虽古之虞帝、闵子骞奚过焉！年垂耳顺，以弟劝应州郡之命，事魏累迁至太尉，加侍中，封雎陵侯，及晋武受禅，拜太保，进爵为公。论者谓祥有愧于忠臣，非苛也。盖身居三公之位，力不能讨贼，以身殉可也。否则黄冠旋里，为魏室遗民，岂不忠孝两全？顾乃游移不断，入晋五年而卒，年已八十有五，不几恨死之太晚而寿之过高乎？将古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又曰“移孝作忠”，殆不其然欤！当是时，去圣已远，道学未昌，禅代相仍，篡窃者已自托于尧舜之授受，为之臣者，亦自比皋、夔、稷、契，不以事二姓为嫌。自魏晋以降，五季以前如颜常山、张雎阳、姚许辈，代不过数人。欧阳氏修五代史记，仅得死节三人，而王彦章，论谓其不择主而臣乱贼；刘仁赡，相传致降书，于宋尚有疑词。责人以死，抑亦难言。至魏征为有唐社稷臣，初事李密，继为隐太子洗马，后乃事太宗，自言为良臣，不为忠臣，固不以死节为重矣。即如徐广之于晋，谢朏、王琨之于宋，袁昂、马仙琕之于齐，裴谦之于魏，傅伏之于北齐，窦炽、柳机、颜之仪、荣建绪之于周，许善心之于陈，易代之际，能不忘旧君，已啧啧人口。最著者莫如司马孚、朱瑒乞葬王琳，《晋书》至称为魏室忠臣。然数人者，后皆再事新朝，史册载其行义，以为人之所难，莫有议其先守义而后失节者。盖南北朝易君如弈棋，然佥壬辈方以劝进士[1]尊号为佐命元勋，即有忠臣义士怀恋旧君，亦未尝以必死为完人也。祥之于魏，虽失国亡与亡之义，然其志之可哀，则与孚同。高贵乡公之遭害也，孚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祥亦恸哭，曰：“老臣[2]无状。”武帝受禅，陈留王就金墉城，孚执手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祥亦于武帝为晋王时，荀觊谓祥往谒当拜，祥曰：“安有天子三公而辄拜人者！”独长揖而已。二人之心皆不忘魏，故临终皆遗令以时服敛。虽欠一死，而其志可哀已。
[校勘]
[1] 士：原稿如此，疑当为“上”字。
[2] 臣：原稿误作“成”，径改。
三十、汉唐宋和戎得失论（一）（癸卯，1903年）
国家敌国外患，不能一日无也，惟有之而常借以恐惧修省，以图自强，则敌国外患，未始非吾殷忧启圣之资。中国 历朝治外之法，往往不得其道，主战者一，而主和者百。主和者，固苟且目前，偷安旦夕，无卧薪尝胆之谋；主战者，又不能万全而动，无端启衅，每为外人所借口。卒之主和而和者败，不主和而主战，而不和亦败。观于汉、唐、宋之往事，可为殷鉴已。汉之戎祸，祗一匈奴；为盛唐，则有三：突厥、吐蕃、回鹘是也；宋则辽、金、蒙古叠为倚伏，而宋迄以亡。闲尝综而论之。昔严尤论治戎之道，以为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而刘贶以为辩而未详，榷其至当，则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汉无策。具详《汉》、《唐》二书。而吾于汉、唐、宋和戎之道，亦谓唐得上策，汉得其中，而宋无策焉。汉和亲之论，发于娄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因以宗室女为单于阏氏以安边境，而匈奴寇盗不为衰，此贶所谓无策。然武帝选将练兵，其后呼韩邪卒款五原塞请臣，虽中国之府库虚耗，而天下称武，得失参半，是谓中策。夷狄贪利，以利役之，未尝不可，为指臂之用。《唐书》谓“汤武之兴，未尝与共功”，非也。武王坶壄之师，庸蜀羌髳微纑彭濮，皆在是蛮夷，固未尝不可与共功也。唐自太宗初兴，尝用突厥以除群盗；而肃宗用回纥、吐蕃以平安史；德宗用之以诛叛臣；宪宗用之以除藩镇。第豺狼成性，贪欲无厌，太宗不胜其暴，卒缚而臣之，由其能自强也，是为上策。宋则称 侄称臣，无所不至。其始则误于和，其终则误于不和。助金灭辽，辽甫亡，而中原之版图尽失；用元图金，金受患，而南渡之半壁并亡：是皆和好不终、不恤唇亡齿寒之义者也。夫诸葛亮之辅后主也，专以修好孙吴为事，猇亭一败，吴为不共戴天之仇，而卒不忿而与斗者，盖国贼在魏不在吴，两国宜和而不宜战故也。使蜀与吴角，而魏乘之，则魏坐收渔人之利矣。宋已一误于助金灭辽，再误于助元灭金，其卒也，复误于拘元聘使，而宋亡矣，是为无策。虽然唐之上策，亦非上策，汉、宋之中策、无策，亦非中策、无策也。唐用回纥，而卒至劫平凉、败上将，空破西陲，史称“引外祸平内乱，譬如疗馁以野葛”，则所谓上策者，亦非上策也。孝武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而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然民力屈、财用竭，而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则所谓中策者，亦究非中策也。宋自绍兴七八年间，盗贼尽平，韩、岳诸将又皆以恢复为己任，兵力亦渐强盛，苟高宗有如宁宗之任韩侂胄以任韩、岳事，未必无成。至于金自承安、泰和间，金主坚守和约，金之臣咸请先发制人，金主拒而不许，当是时有如秦桧之媚金，不为无端生衅，则两国修好自强，互相声援，蒙古亦不得遽逞其志，是宋之无策，亦究非无策也。大抵御戎之道，须审时势，而其本则在自强。李忠定有云：“中国之御四夷，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千古不易至理也。中国之抱忠愤者，大都激于一朝之忿，而思与外夷角，至于能战能守与否，则未之计，几何不为螳臂以当车辙耶！吾又尝论之，敌国外患非必尽去吾侧也，有敌国外患在吾侧，吾之政事不得不修明，而一切骄奢淫欲自不敢放恣，否则徒为渊丛之殴鱼爵而已。汉自匈奴臣服后，三世无干戈之役，而王莽卒起而篡汉；唐之吐蕃，晚节二姓自亡，唐亦衰焉，而黄巢卒起而亡唐；宋则假金灭辽而受制于金，假元图金而卒亡于元：皆前车之鉴。而后知幸外夷之弱而不思自强，借强国之威而共图外患，皆自取灭亡之道也。
三十一、汉唐宋和戎得失论（二）
外夷为中国祸，世愈降而祸愈烈，其弊皆以一和误之。夫和非足以误人也，和而弛武备、废边防，不修德政，上下相蒙，不能自强，有以自误之也。天下无难为之事，无不可为之人。以勾践之臣妾于吴，卒以沼吴，由其卧薪尝胆，刻不忘吴。故始虽请成，终能自霸也。夫越仅春秋一列国耳，亡而复存如是，况抚有中国也哉。吾读汉、唐、宋三史，观其所以驾驭戎狄之道，未尝不叹其有失而无得也。汉之和亲也，几以安边境，而匈奴寇盗不为衰；唐之于突厥、于吐蕃、于回纥亦以汉之和于匈奴者，和之时或收其力，而掳掠焚劫无不至；宋则岁币岁增，日括天下之财，以事辽、事金、事元，并修好于夏，而一迁于应天，再迁于临安，终迁于崖山，而宋迄以亡。是何故哉？皆偷安于一时，而不能虑远于百年也。然其时未尝无雄武英毅之君，奋其乾刚独断之智：孝武用事西域，右臂已断而匈奴请降；太宗命六总管出师，而颉利受擒；高宗命高偘发回纥、仆骨兵，而车鼻为俘。是汉唐固未尝一于和，而外夷未尝不受创艾也。宋则始也以和议自误，其卒也又和好不终，而卒至于亡，是和之不足恃也。然其时澶渊一役，真宗自将亲征，军中踊跃欢呼，契丹请盟；平江一役，高宗自将御金，累年退怯之志一变，韩世忠奏捷，至帝欲自渡江决战。使赵鼎始终主战，不以争锋非策沮之，则诸将奋力，中原可复。观于此，则驾驭夷狄之道，不在于和不和，而在君心之奋不奋也。且汉、唐、宋之和，固不得以一概论也。汉之和也，而卒有以服之；唐之和也，饵之以利，而夷狄时为唐用，此汉人唐人之声威所以遍传外国也。若夫宋于外夷，臣之而已，侄之而已，终无雄视外夷之一日焉。虽然，其亦有世运使然乎！汉之患仅在边，而未闻逼近京师也。白登之围，汉高尝受其辱，此在天下未定之时。至唐则回纥辱太子、杀近臣矣，吐蕃劫平凉、破西陲矣，赞普犯京师、掠近辅矣。降而至于宋，而徽、钦受俘，中原沦没矣；昺、㬎穷奔，宋社为墟矣。世愈降而祸愈烈，处之不善与，抑真关乎世运与？且夫处万国交通之际，世界日辟，断不能闭[1]关而拒绝也。则欲如光武之拒车师等十八国，太宗却康居，势有所不能。苟因强敌逼处，议迁以避其锋，则我能往，寇亦能往。宋南渡以避金，而河北诸州遂不复为宋有，势又有所不可。然则其遂无御之之道乎？修器械，储人材，练士卒，严守备，先为不可和之势，而后出之以和，则和可也，不和亦可也。故吾谓和戎之道，当先和群臣、和万民。群臣和，而后将相之谋合；万民和，而后上下之气通。观于汉、唐、宋所以得失之原，而御外夷者，当知所决计矣！
[校勘]
[1] 闭：原稿误作“闲”，径改。
三十二、二颜去守不同论（甲辰，1904年）
人臣报国，非必死事而后为忠也。当死不死，则不死为不忠；不当死而死，则死又为愚忠。不忠，固非君子所为；愚忠，尤非君子所为也。君子不矜一己之气节，而争天下之存亡。死守而或可以遏贼势，不至庙社震惊，君子未尝不死也；至死守无益，杀身适足以辱国，而为贼所轻，则君子又未尝必死：此中有机焉。君子惟相机而行，未敢徒为一身计也。二颜兄弟皆知其机，故杲卿守常山，卒继之以死，而真卿守平原，则弃之而去，非不同也，惟其时之异也，所谓机也。方杲卿之与贼抗也，朝庭方命诸道兵讨贼，禄山闻兵兴，大惧，使史思明等率平卢兵度河来攻，蔡希德自怀会师，其兵虽盛，实骎骎有畏。朝廷之机，扼守常山，则范阳道梗，哥舒翰又以重兵守潼关，使不轻与之战，待勤王之师大集，则贼进不能有所得，退又无所归，此正机之可图者。乃天不遽灭贼，未及为守，而贼至此，杲卿意料所不及，故必以死争之也。真卿之守平原也，其见机亦与杲卿同，故约杲卿犄角，缓其西入，乃杲卿未及守，真卿抗贼锋者凡十阅月。翰轻忿出关，贼将崔乾祐已由陕郡率贼迎战于灵宝，而潼关不守矣。当是时，贼势锐甚，河北诸郡复陷，即使死守危城，固不能如前日之可遏贼锋而缓其西入也。真卿知贼有不易灭之机，又不可委命辱国，故不如径赴行在以就诛，忍一日之死，以图恢复，此即杲卿当目迎谒禄山之心也。君子争天下之存亡，不争一己之气节。杲卿之受伪命也，似近于懦，不知将留其身以有待。轻于一死，而贼直西入，天子且出幸不及矣；真卿之弃郡走也，又似于怯，不知亦将留其身以有用；轻于一死，而贼势益张，谁与任恢复之责乎？故争一己之气节，不恤天下之存亡，君子不忍也。论者谓真卿之去，不若杲卿之守。固也，不知皆各相其机而行之也。吾尝以谓千古遭遇之阨无过真卿：其始也，见嫉于杨国忠，出为平原太守，而婴贼锋；其终也，见谗于卢杞，出为李希烈宣谕使，而为贼杀。卒之，忠义之气，千载如生，则所谓小人之为，无往而不福，君子者也。惟是弃郡一节，人多未能表其心，则其阨于生前者，又将复阨于死后，故特表而出之，以见忠臣报国，当审其机，不必徒死而后为忠也。若夫素无真卿敢死之心，而欲援真卿以自解，则又不若杲卿之死守孤城，为得其正矣！
三十三、明开国功臣论（上）（癸卯，1903年）
一代佐命之臣，规橅谋画，必有以开数百年无疆之基，而后可以书旂常冠凌烟而无愧。若徒披斩荆棘，功狗之才也。至披斩荆棘而不免于兔死狗烹，尤昧明哲保身之旨矣。明大祖起孤儿，削平海宇，三代以下，惟汉太祖足以比烈，唐宋开国祖宗不足论也。顾其披斩荆棘，所用武臣之力居多，乃考洪武功臣表，有爵第者三十四人，而身死国除者二十有九，岂尽出于明祖之猜刻哉！盖诸臣负桀鷔难驯之气，当天下多事，用其锋锐，自足摧陷强寇而有馀。逮剖符锡劵，志满气溢，多粗暴无礼，自取败亡。史所称“近之则以骄恣启危机，远之则以怨望扞文网”，自古功臣患此者，固十而八九也。明兴功臣以忠诚契主知者，首称六王，史传昭垂，次第可见。顾吾以谓中山而外，必首推东瓯。当明祖春秋高，不欲诸将久典兵，而未有以发也。东瓯独首请乞骸骨归故乡，帝大悦，立为治第中都，并为诸公侯治第。及倭寇海上，帝强之出，则又慷慨请行，虽郭汾阳之“朝闻命，夕引道，无纤介自嫌”，何以过之。至其出而备倭也。度地设卫，不恤近怨，不顾细谨，卒使浙西东人士数百年赖其惠而歌思之，抑何流泽远欤！虽然，此其才德仅足及一方，而不能及万世也。至于规橅[1]谋画，足以开数百年无强之基者，吾于六王而外，得一人焉，曰胡武庄。考武庄死事金华，在明祖未称王以前。然明代之宏谟巨制，所以流庆数百年者，多由四先生之力。而四先生之聘也，武庄实荐之，则四先生之功，皆武庄之功也。夫定天下以武，而治天下必以文。马上得之，断不能于马上治之，陆生所以进说于汉高也。当时角力东南，如士诚、友谅辈，兵势方盛。至于中原，则尚未得其尺土，而武庄乃汲汲于礼名贤。卒之，四先生者，或运筹帷幄，或从容辅导，或宣力封疆，或致命遂志，皆无负弓旌之雅意。其后卒收数百年崇儒重道之报，知武庄之远识高出诸臣上矣。人臣之事君，莫大于荐贤，而荐一世之贤，又不若荐天下万世之大贤。格一君心而天下庇其泽，辅一储德而后世食其福，立一善制而万世享其庥：于是知荐贤之功为独大也。譬之医然，诸功臣之功治其标，而武庄之功则固其元也。又譬之匠然，武庄则执规矩引绳墨，而诸功臣则持斧锯斤削而趋其役者也。惜日月告凶，将星早陨，不得与六王同享爵位之荣。然迹其传中所载“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纵而击之，不武”，及“不杀戮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等语，虽自言不知书，吾知日手一编，读破万卷者，其言必不能如是之纯粹也。使享有东瓯之年，功烈必驾中山而上，又岂惟是荐贤一节足以压倒诸功臣已哉！夫徐常李邓，史册之先后久定，而吾必变而右东瓯，又必进而跻武庄，非好异也。盖知止而退者，功臣所难；而见贤而进者，功臣尤难也。
[校勘]
[1] 橅：原稿误作“抚”，径改。
三十四、明开国功臣论（下）（癸卯，1903年）
客有过而问者曰：洪武功臣诛夷过半，史谓诸功臣多骄恣怨望，咎由自取。然则明祖独无过乎？丘子曰：何为其然也。明祖之得天下也，独类汉高，而其猜刻也，亦较汉高更酷。胡惟庸之狱，事隔十年而功臣坐死者十四人，已死而追坐除爵者又十一人。蓝玉之党，功臣坐死者二十馀人，而已死夺爵者又六人。夫诸功臣起布衣，攀龙鳞、附凤翼以成不世之功，其人固未必皆贤，又岂必皆不肖？李善长为勋臣第一，明祖自将出征，善长常居守，转调兵饷无乏，而卒假星变以赐之死。夫天下争战之日，内难于练兵，外难于转饷。兵饷不足，则战臣无所用其力，谋臣无所施其策，乃善长有萧何守关中之略，抱韩信游云梦之冤，此王国用所为发愤上书也。赵瓯北谓：明祖起事虽早，天下大定，其年已老。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孙更孱弱，遂不得不为身后之虑。故两兴大狱，一网打尽。此言其殆推见至隐与！虽然，吾终不能不为诸臣责也。堤之溃也，不溃于溃堤之狂流，而实始于一蚁之穴；原之燎也，不燎于燎原之红炎，而实起于一星之火。使诸功臣尽如中山之中正无疵，照明乎日月，则虽谗言间之，人主必能谅其无他也。即如李善长，以股肱大臣，知奸谋而不发举，使果如此，即不甘心附和，而纵匿之罪，已无可逃。况其馀功臣，或实同谋，或亦如善长知而不发，又岂得尽归咎于明祖之猜刻乎？东瓯固尝为明祖所忌矣，独能享寿考，以功名终，非以其首请乞骸骨归故乡，有以回主眷哉！胡武庄之宣力浙东也，其子在都犯酒禁，明祖手刃之，曰：“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明祖之雄猜好杀，大率类是。武庄苟以爱子故，或生异心，或惧反祸，必不能坦然无疑，乃金华之变，竟与其子关住皆为国致命，则其忠义素积可知。使不死而与诸功臣伍，明祖纵猜刻，亦必不至及于祸，由其忠肝义胆足以契主知也。自古功臣不患无才无勇，而患无学。学者，非徒寻章摘句之谓。见微知著，谓之明哲，东瓯其得保身之学者也；以人事君，谓之忠贞，武庄其得保国之学者也。二者相较，则以保国为优。观于武庄之荐四先生以佐皇谟、定新政，彼明哲保身者不足及矣，况身膺鼎镬、为韩彭续者哉！甚矣，一代佐命之臣，其能开数百年基业者，必非徒恃才勇者所能也。
三十五、租庸[1]调法论（甲辰，1904年）
租庸调之法，一变为两税，再变为一条鞭，此亦时势使然。如井田之变为阡陌，封建之变为郡县，有不得不变者，不必是古而非今也。乃井田封建之不可复，世多知之；而租庸调之必不可行，则人多有未知者，殆未尝即其法而详考之。租庸调之法，立于唐高祖武德二年，至七年均田后定之。然其法自江左以降，若周、若陈、若隋皆行之，《隋书·食货志》已备载，实不外孟子粟米、力役、布缕之法，唐祖特因而损益之耳。当隋之季，赋役无度，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至有剥树皮、擣藁末，甚且人相食者。则唐祖首立此法，人以为便，固其宜也。然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而田亩之转卖不知，丁口之死徙不计，户籍之升降不实，势必括羡田逃户而税其丁钱，而其弊则铺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民之困苦，不堪究诘矣！且绫絁绢布，精恶悬殊，因缘为奸，数难更仆，则又安见其必可复行也？然此犹曰行法之弊，非立法之弊也。请征其立法之始，每丁各给一顷，生齿繁则无田可授，且岁造计帐，予夺纷更，徒滋其扰。此岂徒行法之弊，实立法之弊也。后世士夫瞢于古今得失之林，往往是古而非今，且谓租庸调之法烦，故无法外之苛敛；两税一条鞭之法简，故多法外之杂征，不知苛敛杂征之与否，固不在乎租庸调之与两税一条鞭，而在行此租庸调与两税一条鞭之人也。当日两税之法，原以救租庸调之穷，而一条鞭又以救两税之穷。宋、元以迄明初，大指皆不出两税，至嘉、隆后，乃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官为募役。凡力差、银差与一切诸费，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鞭。至万 历间，乃尽行之，而相沿不废。此固因时损益，有不得不然者也。乃居今之时，必以租庸调之法为尽美尽善，何异生三代后而议复井田封建哉！
[校勘]
[1] 庸：原稿误作“佣”，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