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丰楼杂记
卷三 （下）
二十二、孝妇杨宝金
步青言，其族孝妇杨宝金为有明诸生成珠之配。孝妇事姑至孝，而姑偏恶孝妇而爱他妇。一菜一饭，他妇进之而甘，孝妇进之则偏，则为不善烹饪。孝妇毫无愠容，事姑益谨。姑病，他妇漠然，孝妇独忧形于色，日祷神以求姑愈。村中转风亭上有小观音阁，孝妇祷焉。一日，风吹白绫一幅降其家，落他妇手中，宛然刺绣小观音阁图并孝妇祷神状。旋为旋风卷去，复吹下一绫入孝妇手，内绣梅树一株，金质梅花九朵，并题诗：“孝妇杨宝金，孝感动天心。九朵梅花天赐汝，愿汝万代永传此。”绫至今尚存，步青曾亲见之，针绣工致，确非人力所成，仅存梅花一朵。相传夫妇晚年将梅花分赐四子、四妇，人各一朵，故仅馀一朵。张警庵先生（鹏翼）为作《孝妇传》，后人并书于其上，元旦悬诸堂中，子孙团拜，传为家宝云。此事似近于诞，然警庵先生以道学自任，不轻谈怪异。雷副都宪翠亭先生（鋐）作传，尝亟称之，其言当可信。所遗绫帕至今尚存，又为步青所目见，例以二十四孝冰鲤冬笋孝感动天，固多不经见之事，则事虽异而仍常也。
二十三、十二之十呼平音
吾乡数目字音读皆如常，惟记数时十二之十呼作平声，读若“申”。据陆放翁《老学庵笔记》，盖中原古音也。《记》云：“故都里巷间，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谓十为谌，盖语急，故以平声呼之。白傅[1]诗曰：‘绿浪东西南北路，红栏三百九十桥。’宋文安公《宫祠》曰：‘三十六所春宫馆，二月香风送管弦。’……则诗家亦以十为谌矣。”
按，放翁所谓故都，即汴京，今河南省会也。客族来自中原，于兹益有征矣。
[校勘]
[1] 傅：原稿误作“传”，据《老学庵笔记》改。
二十四、姓林名虎尚怪
《老学庵笔记》载：“祥符中，有布衣林虎上书，真庙曰：‘此人姓林名虎，必尚怪者也[1]。’罢遣之。宣和中，有林虎者赐对，徽宗亦异之，赐名于‘虎’上加‘竹’字。然字书无此字，乃自称‘埙篪’之‘篪’。而书名不敢增，但作‘篪’云。”
按，朱虎熊罴见于《虞书》，方叔召虎载在《周雅》，何怪异之有？近世林隐青名用此，颇以能兵著称。自民国革命军兴，亦汶汶无闻矣。
[校勘]
[1] 也：原稿阙如，据《老学庵笔记》添加。
二十五、屠狗尚义
“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明末殉节义士徐五堂中楹帖也，梁茝林《楹联丛话》曾载之。按，此联实脱胎于宋郑毅[1]夫《过朱亥冢》诗。《老学庵笔记》云：“王荆公素不乐滕元发、郑毅夫，目为‘滕屠’、‘郑酤’。然二公资豪迈，殊不病其言。毅夫为内相，一日送客出郊，过朱亥冢，俗谓之屠儿原者[2]，作诗云：‘高论唐虞儒者事，卖交负国岂胜言。凭君莫笑金槌陋，却是[3]屠酤解报恩。’”徐五括其大意，炼为一联，而其人大节炳然，不负此语，故可传也。
[校勘]
[1] 毅：原稿误作“义”字，据《老学庵笔记》改。
[2] 者：原稿脱“者”字，据《老学庵笔记》添加。
[3] 是：原稿脱“是”字，据《老学庵笔记》添加。
二十六、决犯换替之弊
前清时代，刑部斩决监犯，黎明解至法场，由刑部主事将各犯逐一点验，斩决后将首排列案上，仍由值日主事用硃笔逐一点过。李和甫先生言，官刑部日，某日为己值日，适因事延后一日，为同官某轮值，过硃时，有一决犯之首忽怒瞋其目。某主事惊骇失色，回寓而死，不知是何冤枉。幸延后一日，未身当其冲也。相传四川某主事值日监斩，审视各犯中，有一酷似其友赴春官试者。前一日尝过从，询之，不语。去其口御亦不能言，再三熟视，确信无误。乃告诸长官，愿以全家相保，遂缓刑。以药解之，始能言。问：“何以至此？”自言：“仅记昨晚逛窑子，在某胡同第几家，饮酒至夜半，极醉，后事则不知矣。”有知其事者曰：“此李代桃僵之法也。”遇有权力之犯人应斩决者，先期运动看守监犯之夫役，或用金钱买替，或用魔术拐骗，昏夜易替，黎明前解至法场，匆匆斩决，不及辨别。用此以纵脱巨犯，屈杀良弱，不知凡几矣。前决犯之首，目犹怒瞋，未必非由于此也。此则幸值日者为其挚友，得以不死。足见狎邪场中，无恶不作，吁，可畏也已。
二十七、蛇毒又一事
步青见予所记蛇吞羊事，言廿年前峰市亦有其事。蛇已食羊，惟角未化，为樵夫所伤，抬至峰市三角坪，屠而鬻之。阅数日，有江湖卖术俗呼流离走索者，其索适当宰蛇处，一女子甫登索走，即坠于地，声息俱绝。其师抱而疾走，至街尾天后宫前，采药捣烂，和水服之立愈。据言，小女子中蛇毒，若俟采药回，则已无及，故抱之以求药也。江湖术士救急草药单方往往奇效，惜其秘不示人耳。
二十八、钓鳗殒命
潮州意溪即古之恶溪，往时海潮涨至意溪以上，故有鳄鱼之患。今则退至庵埠，离潮城六七十里矣。永定魏君萃耕言，廿年前其地溪口有鳗鱼甚巨，村人杀鸡鸭在溪濒洗伐，往往为鳗呷去。渔人蔡甲思计取此鳗，备麻绳鐡钩，纳钩鸡腹中以绳系之，投诸水。鳗久不至，倦而欲寐；又恐为鱼攫去，于是将绳之一端系足上，意谓鳗吞饵则己必惊醒也。未几，鳗果来呷，鱼大力巨，钩入腹不得出，竭蹶而逃。甲惊醒则既被拖入水，而绳不得脱，卒之人与鳗俱死。村人取鳗权之，得二百馀斤。抬至潮城售卖，得番银十馀元，备棺埋葬，适相当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照乘之珠，不以弹雀。蔡甲心贪而计拙，卒以杀其身，愚哉！
二十九、张五拼命捕巨鱼
光绪壬辰、癸巳间，吾里上南湖获巨鱼，重五十斤。先是鱼窜入槔车灌中，村民张五见而捕之，为鱼尾所掉，身落水中，拼命相角，水浅，鱼不得作势，得取鱼而回。张五之不为溪口蔡甲者，幸哉！因记蔡甲事而附及之，以见吾人一举一动不可不慎。暴虎冯河，死而无悔，固孔子所不取也。
三十、五福桥阑折断
乙卯二月某日，吾乡东溪水暴涨，村民蚁聚五福桥，倚阑干而观。人多势重，阑干力不能胜而倒，坠水者十馀人。乡人急将长凳投入水中，并用捆烟长绳下垂，有习水者泅而救之。仅溺毙吾族及高姓幼童各一人。吾族为严飞之子，生而哑，肄业族校数年，颇能执笔记簿帐，年已十六七。是日随其父农作，乡俗午后四时许，例应送点心于田，其父以自耕作，待事毕归而食之，可省送役。及归，甫抵家门，哑子见众人聚观，不及食，奔赴桥上。甫抵桥而阑干脱，竟致溺毙。人谓死生有命，不知以一桥梁之栏干，聚数十人之重力压之，木焉能支？当时，岸旁观者见阑干将松脱，疾声呼走，已无及矣。记之以为好趋热闹者戒。且此次落水者孩童居多，其一溺毙者即高姓之幼童，是尤在为父母者家庭诰诫，无令孩童一闻热闹即争先趋赴，致蹈此次之覆辙也。
三十一、十六叔
仙游江御史（春霖）让清季年，直声震海内，司马公之名固已妇孺皆知矣。步青藏御史手札一通，为民国二年致江伯训（畲经）者。伯训任福建民政司长，值黄濂之乱，用御史子宰仙游，将藉御史名德以慑服之。此建即所以叙述兹事也。中言，若从西林原议，徙之远方，不必劳师动财，祸根早已凈绝。今相从为乱者皆无家可归之人，大兵扫剿，玉石不分，情殊可悯。民间见兵至，不曰官兵，而曰民党；见土匪，不曰土匪，而曰十六叔。使慑服以威，而不以德义，恐祸乱正未艾也。西林为岑春煊氏之县籍，元年秋末曾以巡阅大使入闽。仁者之言，蔼然令人想见前辈忧国忧民之风度。惟所谓十六叔者，不知何所取义？惜未向仙游人士一询之。当时在省议会尝询议长莆田林西园同年（翰）：“黄濂果有才略否？”西园言：“此直筑堵墙，以为种罂粟计耳！”田亩时价值仅四五十金，栽罂粟可获利百三四十金，愚民抗种罂粟，结党相拒，黄濓特利用之。约法三章：不完粮，不剪髪，不禁罂粟。故蚩蚩者氓，群聚如蚁。官厅闻土匪起事，畏之若虎，调集大兵，动需时日。一二月而罂粟收浆，获利无算。此所谓藉土匪为墙堵，而内种罂粟者也。观于异日，黄濂之无能为信然。
三十二、马令结拦棺案
永定廪生郑藻葬其父，柩为庐姓舁去。控诸县，结讼连年。始则卢姓不肯认，继则郑不肯受，必办劫棺之罪而后已。至马令辰琯案始结。或曰卢姓知案情重大，费三千金调马来了此案，未审确否？马莅任，一日，卢姓赴署鸣冤，诉其亲属某某二人为郑掳去。马以郑族小丁微，卢族大人众，必不敢为，此显系诬诉，笞责四十遣之。未退堂，郑以拿获凶犯送案。马曰：“适卢某控汝掳人，予不信，方笞责之。不图汝竟出此。”郑曰：“是系劫某父柩之凶犯。”马曰：“汝挟官差乎？”郑曰：“仓卒不及挟差。”马曰：“凡拿犯必挟差，否则违法。依本县意见，死者必归土。汝以迷信风水，致亲柩抛露，实属非是。本县劝汝不若将棺安葬为是。”郑曰：“亡父之柩被劫，不能得。罪人而戮之，何以为人子？”马曰：“果如是乎？汝是读书人，当知法律。本县将分别办理，劫棺作劫棺办，掳人作掳人办。且卢控汝掳去二人，存亡未卜。今汝送案仅一人，其一安在？”郑曰：“其一半途逸去。”马曰：“是安足信汝？读书人可出外取大清律例一观。本县明日将与汝判结也。”郑不得已，乃言棺为卢所启。马曰：“此莫须有之事，断卢入城隍庙立誓可乎？”郑曰：“如卢友白先生来，某当愿从。”先生为光绪辛卯举人，一方所推重者也。马专差至坎市请之来。值马酒后与之冲突，友白拂衣出。马旋知冒失，遣人一再请，友白一再辞。最后，马遣其侄至寓，言：“如再辞者，家叔当躬自速驾。”友白不得已入见马，备恭维，且言：“此系友翁家事，某不过承乏于兹。某在任一日作一日事。”遂陈请代立誓意。友白初以为不可，既而思马性卤莽，若不从命，彼且以纵容包庇之罪相加，勉从之，而案乃结。戊戌在都门，曾以此事询友白先生，先生曰：“予当时一念之诚，止思为两造息讼，神明当鍳察之；至有无启棺，予未计及，神明当不予责也。”或曰卢姓故使人掳去，先行赴署鸣冤，其策皆马授之。马惟爱钱，办事未尝无才。然亦可见专制时代之县官为所欲为已。
三十三、柴令结挖棺案
同时，吾杭前辈陈素修拔贡（嘉谟）母柩被李姓挖去，诉诸县，杳无踪迹。邑侯贺公莅县年馀，莫能判结。陈日夕入署咆哮，甚则拍案。贺公无如何也，好言慰之而已。辛卯乡闱，贺公入帘任同考官。署县事者为南关税厘总办柴堂，陈以待贺公者待柴，日夕催促不辍。一日柴坐堂问陈曰：“汝母何时葬？会葬者若干人？”陈曰：“某月日子时，家贫未曾远讣。”柴乃厉声责之曰：“汝为一邑前辈，太夫人之丧，即某在此，当来会葬。乃云家贫未远讣，谁其信之！且葬不以日而以夜，显系谋占风水。在汝自以为孝，不思迷信风水，以母柩为尝试，实大不孝。姑念汝老悖，移学官。”押其子令领柩安葬。薄责李族某某，监禁若干时期。数年缠讼不结之案，乃一旦结之，此非干才不能。盖民间挖骸劫棺之案，大都由于迷信风水。柴邑侯劈空问陈以“何时葬？会葬若干人？”便得其症结所在，正如庖丁屠牛，迎刃以解。故以素修前辈之多才善言，亦慑服而不敢翻异也。
三十四、翻棺地
风水之说最易惑人。一般迷信之徒举一切盛衰、兴绝以及贫富、贵贱、强弱、寿夭皆归诸风水，于是谋夺霸占，无恶不作，讼案且十居八九矣。然流俗所传亦不得尽谓无也。俗呼坟墓为地，有所谓酿（音如秧）尸地者，有所谓翻棺地者。酿尸之地，历数十百年尸身不坏。翻棺之地，则其棺旋转如轮，方圹成圜，棺之隅角磨灭，或有倒翻者。光绪辛丑元旦，族人华来死，又数日其弟死。华来殡之村凹背，尚未覆土也。先伯父过而骇曰：“此翻棺地也，恶能葬。”踰月，其子乞先子择日掩土。先伯父曰：“地不宜葬，择日何为？”先子曰：“彼请择日，则亦为之，蠲吉而已。岂有择日而为之择地者乎？”届期揭幕启视，棺已辗转反侧，乃别觅穴葬焉，亦可谓奇矣！究竟风水之说有乎？否乎？
三十五、香岭[1]居士
中都族前辈芝山先生（锺灵），乾隆甲子武举，官镇江卫千总。同治重纂《福建通志》载有《香岭居士集》引《注韩居诗话》：“吴进士清夫手定以《秋海棠》七绝一首压卷。为画《秋海棠图》，索芝山自书其上，作《香岭居士小传》，遗之邑中。”遍觅此集，已不可得。《秋海棠》诗仅从《汀南廑存集》见之，予已载入诗话矣。后致书省议会同事宁化黎季庵（景曾），托代觅《吴清夫集》。覆书云：“《吴清夫集》已无版片，存本亦罕见。志局再三搜求，由各家凑成一部，尚非卖品，特摘钞《香岭居士传》见寄。”
其文曰：“香岭居士旧号芝山，晚乃署今号，因以题其集。上杭中都林塘人，某科以武经举于乡，官镇江督运千总。慷慨能知人，人亦乐为之用。立谈定人能否，阴识而部署之。生平游燕、齐、吴、越殆遍，所至但三日，事无不集者。其在燕齐幕，尤多仓卒奇计，顾事秘不得著。好论古人成败，悻成不悻败，如何当不败，诚有味乎其言之也。今年六十馀，每酒酣耳热，脱帽循其髪，苍苍然且秃。乃叹曰：‘嘻！老矣。’精悍之气，犹见于眉色。善饮酒，既至卫，与丹徒鲍海门父子、张石帆、钱紫芝、李琴夫、黄波、王梦楼为诗酒之会，诸名士故酒徒，而推芝山为大户。今京口酒豪角强，犹用相诟曰：‘汝非丘芝山。丘芝山敢尔？敢尔？’云。诗不自惜，成辄弃去。近乃从京口诸公收录之。故集中多唱酬之什。嗜书，自言执笔五十年，近乃悟用笔法。自赠公殁，不复作宦，放迹山水间。所至求书者坌集，因以其资易酒。尝著《五木论》，曰：‘耐性。薛万彻大胜大败，非知兵者也。老将固锋，伺隙而急乘之缓受，急胜若败。主人，不主于人。’又绘《扁舟五湖图》，以梦楼太守‘事业销归，一叶扁舟’之句，为忖我心。”
呜乎！即居士可知矣。居士姓丘名锺灵，予得此传，亟钞以寄海山大令于杭州，而叹族有传人，致令诗卷散亡，流风歇绝，搜遗拾坠，非后起之责而谁责哉？
[校勘]
[1] 岭：原稿误作“领”，据文内改。
三十六、十六皇帝
前记江御史致江伯训书，有民间见土匪，不曰土匪，而曰十六叔，不知何所取义？旋晤省议会同事莆田陈爱吾（乃元），询以此事，言黄濂行辈序十六，故当时称为“十六皇帝”。濂素奉佛茹素，俗称奉佛者为叔，故又呼“十六叔”也。据言，濂平日慷慨好施，兴泉各属大族欺小族，强房欺弱房，积成惯习。濂处弱房，时被人欺，而一般受其施者乐为致死。于是与大族强房决斗，取胜后，邻乡之有事被欺者，皆诉其门，濂辄率众排解之，遂有“十六皇帝”之号，其时固未举事也。即其举事时，所至之地并未掳掠一空，无怪民畏官兵，而不畏土匪也。
三十七、英雄应变之略
蔡松波先生（锷）自云南都督解职入都，任经界局局长。袁世凯谋盗国，外虽优礼，实软禁之。先生思脱身，恐袁留其眷属，乃日事冶游，沈湎酒色。一日与其夫人反目，致殴伤流血，将堂中陈设、古玩、器皿概行打碎，互诉法庭请离婚。法庭再三劝，不从。夫人指为疯癫失性，不愿再合。法庭无如何，断令离婚，就医日本。不二月，举义云南，而新华宫之帝梦破矣。先生在日本逐日邮书于袁。举义之前数日，袁犹接先生日本来书。盖预书使人按日付邮，使袁不疑，故袁始终犹在梦中也。此事与明季东王公之事绝相类。东王公名江，字长升，与同里王公翊结寨四明山中，顿兵社岙，人呼为东西王。西王公主兵，东王公主饷。庚寅，清[1]兵决计下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绝其援。西王公避入海，公亦走。清帅劫公太夫人以招之，公乃尽剃其髪，以浮屠服至杭。清帅盛为馆帐如幕府，而防闲之。太夫人殁，公忽买一妾，昵之甚。夫人晨夜勃溪诟谇。公控之吏而出之。夫人亦攘臂登车，历数公隐微之过而去，邻人骇然。一日，公游湖上，防守者以其妾在，不疑，而公竟不知所往。公既脱，携其夫人复入海朝监国，卒殉国难。载全榭山《王公神道阙铭》。英雄应变之略，不谋而合乃如是。
[校勘]
[1] 清：原稿误作“请”，径改。
三十八、安仁寺古钟
庚申五月由潮返里，自峰川乘肩舆，过丰林宫小憇，堂悬古钟一口，为明永乐十六年某氏兄弟所施。名字磨灭不可识，尚有“西羊乡风林庵”字可辨，乃知丰林宫后人所改也。邻里寺钟多明初古物，丁未春，仓海先生来杭，言中都义合寺得见古钟一口，为明洪武九年制。后予乃拂拭安仁寺钟，审视，则洪武十四年制也。仓海先生足迹所至，访求古迹最为留心。予乃近在咫尺，亦忽而忘之。即此古钟，苟非先生道及，亦不知其为五百年前物矣。
三十九、仓海公寿季祖父
仓海先生原名逢甲，字仙根，别署仓海君，世居台湾。君才具雄迈，躯干魁梧，与谈天下大计，声若洪钟。读书过目不忘，时有“丘才子”之目。生平无他嗜好，性独喜书，无所不览。光绪己丑成进士，授主事。值清廷弃台湾，力争不得，倡立台湾民主国，以内外无援应，内渡归潮。主张精神教育，创设岭东同文学校。岭东人材蔚起，学风之盛，皆君一手造成之。筑心太平草庐于镇平之澹定村。光复时任广东教育部长，弃旧名不复道，以别号行，但称仓海。旋任代表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归未一月，卒于圆山里第，予志君墓，但称仓海君，不称字号讳者，从君志也。
君之诗文旧著经乱无存，尝辑内渡后所为诗为《岭云海日楼诗钞》，属予校订。君自信诗可必传，惟文不多作，自谓不成家数，多不存稿。然大气磅礴，一种豪迈精神流行纸上，固非寻常小家所能望其顶踵也。
己亥秋，初遇君于潮州，值[1]季祖幡然先生明年七十有一，将称觞上寿，请君为文以张之。归里后得君书云：“幡然先生寿序已脱稿。寿文入集始于明人，先贤作文以有关世道人心为主，即酬应之作亦不失宗旨，非如今人之务为揄扬也。此作似尚不背先贤文法，希代呈幡然先生与尊公，以为何如？”君之诗，已印刷行世，惟文，世多未见，兹特录于此，与愿读公文者共欣赏焉。文云：
“吾丘氏居上杭，始宋元间，逮有明族益大，给谏、侍御两公皆直声震天下。给谏明史有传，侍御亦明谏臣中之号知夷情者。谏疏侃侃，世犹诵之。然其伏处不出，而耆德硕望，载在志乘者，代不乏人，固不必仕于朝而复有闻也。逢甲内渡居潮，未归故里，而宗老幡然先生远以诗贶，读之生气远出，心已洒然异之。己亥秋，先生从孙果园孝廉来潮，因得识[2]。先生盖儒而侠者也，居家以孝友闻，其为学以力行为本。少执业师丧，甚有礼谊，长者咸称之。久以名诸生为人师，在弟子籍者先后千人，多所成就。生平尚气节，敢任大事。屡试不第，无以行所志，乃慨然为广厦万间之想。家蓝溪故有安平寨址，因手集万金，筑文馆以居学者。忌者沮之，竟兴大狱，然先生志气不少衰也。方甲申法事之棘也，左文襄公视师八闽。先生从狱中上牍，论御夷事宜。文襄叹赏，手书牍尾有“和议已成，虽有良谋，惜乎太迟”之语。文襄老于军事不轻许人，其推重乃如此。识者谓所论洞中夷情，不减先侍御公疏稿也。旋出狱，再隶名学官。先生自顾年已老，不复秋试。然志气益壮，每训学者谓丈夫立志贵远大，须有裨于世，为一世不可少之人。自改号曰幡然，盖隐以伊尹之任，示学者以知所从也。儒者类贵任贱侠，不知任亦侠也，其本在养气。世之讥士者，谓一著儒衣，则奄奄欲绝。侠者有气，士之无气也久矣。岂知国体之强弱，每视士气之盛衰为衡。日本蕞尔国耳，其自强也，基于攘夷，成于尊王，皆其国志士读儒书有侠气者相与倡之。吾中国，堂堂儒教大国也；尊王攘夷，儒说也。奈何通国皆儒，竟甘俯首降心，为无气丈夫乎？苟推先生之教，欲为有裨于世，成一世不可少之人，则今日之事，孰有大于尊王、急于攘夷者乎？先生虽老，气冠当世，今虽优游家巷，然嗟王室之如燬，愤夷氛之益张，其能无以自任之重而后生小子诒者？昔吾远祖太公年八十，始应明王之梦出，奏鹰扬之功，以先生较远祖遇主时，今尚少十年，其犹未可曰老也。尊王乎？攘夷乎？儒乎？侠乎？其能无意乎？先生四子七孙，群从济济，多能读经世书者。德配廖孺人，有淑德，皓首齐眉，此家庭之乐也。乐在家庭，忧在天下。果园将为先生上寿，乞言以侑觞，因举先生大节，以谂族彦及郡邑贤俊之从先生游与知先生有素者，其他美行不备书。然曰尊、曰攘、曰儒、曰侠，斯义也，虽以之告天下士可也。先生倘以为知言乎，其当为掀髯而起，连进百觞也。磻溪之璜犹在，岂惟家乘之光，亦他日国史之荣也。”
按，季祖执业师丧，业师为许擎程先生（萃拔），邑诸生。季祖年十二，曾王父聘许先生于家塾，从游十四载。及病，不肯归，卒于家塾，送丧归殡葬如礼。至所上左文襄公书，季祖秘不示人。归里后小子尝从暇日请之，季祖曰：“吾谋已不用，何暴白为？”予但闻其标题为“为下下人献上上策”，其主旨则以“兵家之事斗智不斗力”云。当时左公批云：“法国已经议和，虽有良谋无所之，惜乎其太迟也。”言外有甚致惋惜之意。先是，清廷命张佩纶氏入闽，地方搢绅联名上书，张批词有：“本使自有主张，无庸汝等腐儒摇唇弄舌[3]”之语。季祖此举倘易左为张，危矣。张于搢绅大老且然，何有于罪囚？此又以见左公之器度宽洪，志在集思广益；而张则趾高气扬[4]，宜其一蹶不振也。
[校勘]
[1] 值：原稿作“值然”，依文意似“然”为衍文，径删。
[2] 识：原稿误作“失”，径改。
[3] 摇唇弄舌：原稿作“摇唇弄”，依文意似脱“舌”字 ，径加。
[4] 趾高气扬：原稿作“趾高气”，依文意似脱“扬”字 ，径加。
四十、仓海君铭先子墓
仓海君已为季祖寿序，先子之丧，又为铭墓之文。时小子交游未广，得君一文，铭入肺腑，至今思之，犹感与涕并也。君之宗旨，其初本近于保皇，故寿序有尊王、攘夷之说。自庚子春游南洋半载，备见保皇党之骗术，且观察南洋趋势，归而大变其思想，以为欲新中国，非澈底改造不可。己酉四月在广州，刘鸣博（士骥）与君同事两广学务处多年，至相得也，新自广西来，一见君即昌言曰：“十年相信保皇党，今始知受其骗而无用。”刘本彼党中人，殆有所觉悟也。君曰：“君至今始知其无用乎？予于十年前早看破矣。”刘旋为彼党暗杀，君挽联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贪夫殉财，烈士殉名。盖指康有为也。君铭先子墓在游南洋后，思想已与作寿序时异。君文集未印刷行世，兹敬录于此，以志不忘，且使世人得知先子梗概焉。篆额：清敕封文林郎上杭县学生丘朗山先生墓志铭[1]，文曰：
“汀水出上杭东南，流百里，蓝溪之水汇焉。丘朗山先生家溪之上流，距县治六十里。先生讳宝融，朗山其字也。事父都尉君、母吴恭人以孝称。为学不循俗，博而能精。性和易，与人无争；然勇于赴义，不为利害怵。丘氏于上杭为望族：给事中弘，《明史》有传；南雄守道隆，官御史时最著直声；自宋元来，世有科第，而居蓝溪者，近乃益显。先生与弟宝珩、从弟宝瑛，先后补郡邑弟子员，有声黉序。而季父幡然君，学中推祭酒，尤好义，悯乡人之不学，谋筑文馆，聚高才生教之；手集万金，事且成，乡愚惑风水说，哄相阻，幡然君持之坚，忌者惎[2]焉，造蜚语中邑令，令袒而张之，遂兴大[3]狱。先生方游豫章归，锐赴义，与季父、两弟咸逮，至郡告守谓无与父弟事，请独就理。守为释两弟，仍以令故，置幡然君及先生省狱。嗟乎！自秦汉专制之法行至今，其所谓官者，以无限之权偃然民上，于士无所谓礼也，于民无所谓教也，束缚之而已；既愚其民，复忌士之不愚，故于法尤以摧折士气为事。为士者亦务相竞为俗学以自愚，不复知有圣贤之义，临小小利害，辄动色相戒，虽君父之难，或弃不顾，不以为非；其稍能自立而思有为者，且群[4]诽[5]而众忮[6]之，必败其成而后已。士愚如此，何论乎民。其惑邪说而日为无理之争也，亦固其所。故昔之所谓文明先进国者，人乃今鄙为半开之国。贤者处此，上屈于专制之政，下挠于半开之俗，夫何能为！然卒不以此自馁而自沮者，何也？义之所在，非利害所能动也。先生少喜为诗，入狱则日读《易》。七年，事乃解，奉幡然君出；益为诗，曰：《易》明天道，诗达人情，皆不可废也。虽用世之志不衰，然遂不求进取，以义方训子，暇更即《易》理旁通诸艺术书，谓皆俗说不可信，可信惟医，故尤精医，屡活人。乡人已重先生义，复喜其和易，邻与邻争，族与族争，搆者争来质，必衡情准[7]理以相解；必不可解，或出私财曲为解之。乡有义举无不倡，已成义仓，复谋兴义学，以竟文馆之志。其于敬宗收族事尤惓惓然，老而益笃。逢甲内渡后，始闻先生之为人而慕之，戊戌、己亥间，屡以诗相寄。庚子秋，书约游蓝溪，未果。阅岁，方为后约，而先生已不及待矣！逢甲与先生同祖宋八郎公，公八世孙讳友隆，是为蓝溪支祖，又九传讳凤起，乃先生高祖，国学生，有隐德。曾祖讳椿[8]茂。祖讳香远，有子三：季聘珍，字幡然；长即先生父，以赀职都司进阶昭武都尉，讳镇铭，有子三：长瑞蕃，盐运司经历；季即宝珩；先生其次也，娶赖氏，封孺人，生子二：长杏芳[9]；次馥，丁酉[10]举人。女四，皆适士族。孙男三：辉功、辉业、辉奎。女孙一。馥字果园，有学行，世德之后，方兴未艾也。先生生道光壬寅岁正月初三日，卒光绪辛丑岁八月十一日，葬乡岃背之原。馥状来督铭，铭曰：
渊然而学，涯孰测也；嶷然而义，世所折也；体刚用柔，卒无缺也。一龙一蛇，道之楬也。璞而自韬，天用发也。九地匪幽，光不阏也。漪兮蓝水，何芳洁也。来者千秋，视此碣也。”
[校勘]
[1] 丘朗山先生墓志铭：该文被收入《丘逢甲集》第828―830页，花城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题为“上杭丘朗山先生墓志铭”，但所刊文章有数处错误，见后有关校勘。
[2] 惎：《丘逢甲集》作“甚”，误。
[3] 兴大：《丘逢甲集》作“与入”，误。
[4] 群：原稿误作“郡”，《丘逢甲集》作“群”，据此改。
[5] 诽：《丘逢甲集》作“非”，误。
[6] 忮：《丘逢甲集》作“咻”，误。
[7] 准：《丘逢甲集》作“准”。
[8] 椿：《丘逢甲集》作“{礻春}”，误。
[9] 芳：原稿与《丘逢甲集》均作“芬”，均为“芳”之误，径改。
[10] 酉：原稿误作“友”，《丘逢甲集》作“酉”，据此改。
四十一、刘、林为先母志表
不孝幼遭文馆之变，先子在缧绁七年，恃吾母董督，得不坠落。民国二年弃养。参议院议员宁化刘幼苏同年（映奎）、省议会议长莆田林西园同年（翰）分撰志表，备极阐扬，质之宗族乡党，佥谓惟先母当之无愧。兹并录于此，一以存友朋哀矜之雅，一以见先慈督课之严焉。
刘君撰赖太君墓志铭云：
“民国二年十一月中央解散国会，映奎以参议院议员放归，行抵福州，得上杭丘荷公之母赖太君哀耗。越月，荷公庽书命志墓。映奎与荷公为前清丁酉乡试同年，民国纪元又同列席于临时省议会，相友甚笃，故得闻太君之事最详。太君年十五归朗山先生，事舅姑以孝闻。家故贫，先生不事生产，砥志读书。太君则躬执妇工，兼力农事。鸡鸣而起，斗转而息，体质坚而性耐劳苦，故得舅姑欢。邑令某为朗山先生季父幡然君筑文馆兴大狱，先生脱两弟，自请系缧绁者七年，太君以夫在狱，上而舅姑老，下而二子皆雏稚也，由是益自振奋，常移其为妇之道而为子，昼夜操作，屏气敛声，所以慰舅姑也周且挚；又常移其为母之道而为师，课子读严，少倦，则曰：“儿乎，父在狱，弗自黾，顾自逸乎？”或随诸儿戏，则曰：‘儿乎，父在狱，汝顾忘之，如群儿之自得乎？’七年中，对舅姑绝口不言狱事，时或破涕为笑；而于子，则时时以父系狱惕之。每一谈及，辄泪涔涔下，或母子交泣，族党怜之。呜乎！际遇之难如太君，世之为妇者处此，必谓祸不由己，纵忍于一时，经久未尝不怨形词色，孰能如太君之委曲求全若此者。朗山先生既出狱，食指日繁，昆弟析爨，以居家无担石储。先生志学如初，不问家事。太君尤力任家事无剧色，恒藉劳力以赡家计。辛丑先生即世，太君哀毁逾礼，作而曰：‘家贫无废业，汝兄弟务维其远者、大者，吾不以家事为汝累。’治家逾俭勤，寸缕尺丝珍若拱璧。妇职所应尽者，辄躬率子妇先。故内而井臼米盐，外而亲戚筐篚，以逮岁时祭享宾客，靡纤靡巨，擘获经筹，综覈有法。自奉约而雅好周急，有急者贬衣缩食，助之不少吝。如此者又岁星一周。人谓：‘荷公被食稍饶，近年得以游学四方，家庭无内顾忧者，皆太君之力；而其学行渊粹，得名于时，亦太君之教为多。’盖植德不懈，宜其家之隆而后之达也。按太君姓赖氏，永定汤湖乡人，配上杭蓝溪丘朗山，讳宝融。生子二：曰杏芳；曰复，即荷公。女四，适林、适包、适赖、适温。孙男五：辉功、辉业咸经商，杏芳[1]出；辉奎肄业广东镇平中学校，辉信、辉谦皆幼，复出。孙女二：一字陈，一未字。太君以前清道光二十三年七月生，民国二年十一月卒，寿六十有九。卜葬于某乡某郊某原。系以铭曰：
城也而湖，海也而田。惟德不湮，久益莹然。庄庄太君，于古为烈。济夫于难，秉持大节。俯仰资之，夫志以遂。繄劬厥躬，繄寿厥嗣。有子矫矫，不可一世。孰育于成，母训是懿。坤厚载物，德静而方。敬义道立，体柔用刚。蓝溪之清，泽流孔馨。千秋来者，鉴此碑铭。”
林君撰赖太君墓表云：
“太君系永定赖氏，为上杭丘朗山先生淑德，荷公同年母也。荷公家蓝溪，在上杭东偏。丘氏有族学于是，曰立本学校，创之荷公，知者谓其有以成父之志，而娱母之心，为致孝之一者也。盖丘氏世以学著，朗山先生之季父幡然好义举，谋筑文馆，聚乡人之不学者教之。忌者造蜚语，以闻于邑，遂兴大狱。先生叔侄均就逮，系缧绁者七年。荷公幼读时，父狱未解，读少倦，太君每勖之曰：“而忘而父之在狱，敢自逸乎？”言已，太君泣，荷公亦泣。于是，荷公之学行以太君之言成之。呜乎！兴学以训民为上者事也，上不事而下事之，不奖进而务摧残，若唯恐民之不愚者，独何意哉？然吾以为，地方之文化，其闭塞也有期，其开明也亦有期。蓝溪之学不成于朗山先生，而成于荷公，非先生当日之德望未足以感人也，天始假之恶吏顽民，以见太君之贤、成荷公之孝，故迟数十年开明之而不为晚。虽然，亦难乎为太君者矣！方文馆之狱起，丘氏被逮者四人，太君上有垂耄之舅姑，下有待哺之儿女，而能含辛茹苦，支持其间，代先生以负养亲课子之责，方诸士之遗大投艰、百折不挠者，宁有以让之？抑今之士嗜安乐而竞荣利，及危难之至，莫或以身当之。故老大之国无所恃而立，幼稚之民无所恃以教，吾甚欲持太君之状以愧之也。太君及见荷公兴学之事，有以竟先志而化乡俗，则苍苍者酷之于前，仍慊之于后，士亦何惮而不一动心忍性哉！民国二年冬太君卒，寿六十九。有子二：长杏芳[2]；次复，即荷公。孙五，女四，孙女[3]二。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某原。宁化刘幼苏同年已志其墓，故余不备书，特表其大者以风世，且以致敬仰之诚焉尔。”
先母之丧权厝未葬，不孝苫凷，昏迷未能执笔。踰年，宅兆已卜，乃濡泪和墨，稍事纪述。乞言于二君，自信无一字虚美。文存集中。明归震川先生为先母事略，字字从至性至情流出。不孝笔仗万不逮归先生，而吾情亦自谓不多让也。
[校勘]
[1] 芳：原稿误作“芬”，径改。
[2] 芳：同校勘[1]。
[3] 孙女：原稿作“孙”，据上文脱“女”字，径补。
四十二、赞育草堂遗稿序
先子《赞育草堂诗文遗稿》，久思付诸印刷，因循未果。西园同年作序云：
“上杭丘朗山先生负奇志，好游名山大川，著述甚富。曾以事被诬于怨家，系狱七年。狱解，乃闭门咏歌，无意仕进。今年春，先生之子荷公同年以《赞育草堂遗稿》见示，皆先生患难后作也。其为诗文，典而不佻，婉而善讽。事之有关世道者，尤慨乎言之。盖先生自被难后，祸福荣辱之见，一皆淡忘。而惟内激于至情、外感于时变者，恒慨然不能自已，而假以文字以发抒之，《文中子》所谓“歌以贡俗，赋以见志”者也。昔吾读上杭刘鳌石《天潮阁集》，叹其遭遇丧乱，不得已以文字鸣。鳌石之所遭遇者，国家种族之奇变，士所扼腕无何如者也！乃至先生之世，一怨家，一昏令，亦可以遏抑士类，灭其用世之志，使之以文字鸣，此杭人之幸乎，抑其不幸乎？《天潮阁集》荷公既刊之，吾愿先生遗稿，荷公亦亟为梓行，使世知蓝溪石门之间代有奇士。先生之所以贡俗见志者，其能终閟之乎？”
又：予五十之年，西园尝有赠言，谓当为念庐诗史之别录。今西园往矣，他日编《念庐诗稿》时，将即以是文为序，以志故人高谊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