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柳光辽
丘其宪兄要我为《丘复集》作序，自觉才疏学浅，难当此任。其宪兄三请：祖辈同隶南社，结文字缘，祖父有诗句，“相见无多契合深”，你不要推脱。真情难却，但是，心中仍旧忐忑不安，害怕辜负期望。
1987年5月，以纪念柳亚子100周年诞辰的契机，在苏州举行了主题为“柳亚子与南社及其时代”的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出的成立研究机构振兴南社学的倡议，得到广泛回应，海内外先后成立多个研究团体。如果以此为南社研究的肇始，至今已经25个年头。
研究学问要从汇集和整理材料起步。但是，南社成立前后，中国在动乱之中，外患内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人民颠沛流离，大量南社文件在战火中毁失。作为以文言为书面形式的文学社团，还遭遇了两次劫难。“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成为教育和文学的主流书面语，古汉语的传承体系被切断。除了少数专业，在青年学子心目中，学外文的价值远远胜过习文言，古典文学——包括南社文学，面临“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尴尬，文脉中断，失去生机，犹如历史地层中的化石。上世纪60-70年代那场“大革文化命”的内乱，更把劫余的历史化石定性“四旧”，扫进“垃圾焚烧炉”。前者尚属社会进步中弃故图新的不得已，和平的挤压；后者则完全是焚书坑儒式的人祸，暴力的摧残。面对满目凄凉，南社研究应当怎样起步？当时还健在的南社最年轻的社员柳无忌先生毅然出山，领军南社研究，在《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写道：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亡羊补牢的工作，就是说，要从国内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以及私人的书斋中去发掘在劫灰中剩余的南社资料，把它们印行出来公之于世，让研究者有所凭借而做深入的学术探讨，浅出的文字介绍。
文章提出了三项工作：抢救资料，研究探讨，通俗介绍。回眸已经逝去的25个年头，最突出的成果无疑是抢救南社史料，它为南社研究的后来人修筑了起步的基石。
在抢救南社史料的努力中，南社成员后裔是一支重要力量，和专业文史工作者相比，他们往往要从头做起，在摸索中前行，还得筹划印行的管道和费用，需付出更多的心力和辛劳。编辑印行《丘复集》的经过，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其宪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的早期毕业生，长期从事地球重力场的测量和研究，文史不是他的专长。退休之后，才有余暇收集选编祖父丘复先生的诗文，从零星抄录开始，不断寻觅、补充、校订，后来在福建师范大学发现了五部手抄文稿，才算心里有了底。由《丘荷公诗文选》，到《丘复诗文选》和《愿丰楼杂记》，再到《丘复集》，不断更新版本，前后历时近15年。《丘复集》可谓集大成者，收入了丘复先生的主要著作；诗作的编辑体例，从按体裁分编改成依写作先后排列，较前科学合理。集后还附录了丘复先生的传略、年表、著作目录，以及有关的评论和纪念文章，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原始材料，编者的锲而不舍的毅力和精益求精的自我要求，令人钦佩。
1911年6月，丘复先生由叶楚伧先生介绍加入南社。据《柳亚子文集·南社纪略》中附录的“南社社友姓氏录”载：“丘复，字荷公，福建上杭人。160”，末尾的阿拉伯数字是入社书号。此前，6月19日，宁调元补填了158号入社书；其后，8月4日，宋教仁填写了164号入社书。两个月前，这一年的4月27日，爆发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壮烈献身，震动全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丘复先生加入以“锺仪操南音不忘本也”为象征的南社，无疑是一种政治抉择。
对辛亥革命前的南社及其社员，柳亚子在《南社丛选·序》中有评述：
时则胡焰方张，士气弥奋。西台恸哭，人讴皋羽之歌；眢井沉书，家抱所南之史。一时泽畔行吟，山陬仗剑，不少慷慨义侠之士。迄乎革命军兴，而建衙开府与夫参赞帷幄者，率多吾社俊流。
这批早期的南社社员，正是辛亥风暴中的弄潮儿，民族民主革命的探路人。杨天石先生在《帝制的终结：辛亥革命简史》中分析道：
20世纪初年，中国逐渐出现新型知识分子。他们虽自幼濡染儒家典籍，但出身新式学堂，或在国外留学，具有与科举出身的传统文士不同的知识结构。除声、光、化、电等现代自然科学外，在不同程度上掌握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等。他们的身份相对独立，或者尚未就业，或者大部分服务于新兴的教育、新闻、出版事业。其中部分人愤恨清廷的腐败、专制、丧权辱国，由投身救亡运动而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以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理想。这部分人就社会地位论，可以称为平民知识分子，就政治态度言，可以称为革命知识分子。由于他们追求民主、共和，以在中国建立共和国家为目标，因此可以称为共和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各项政治运动的先锋和主力，构成清末革命党人的主体，也是这一革命的领导力量。
这段话，是对早期南社社员十分贴切的文字写真。成立南社，便是这股社会力量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作群体的亮相。辛亥革命是历史转折点，它启动了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民族复兴大潮，从此，神州大地进入数千年未遇的大变局。秦汉开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制垮台了，各种政治势力逐鹿中原，争夺共和政体的主导权，先有蒋家的党天下，后有大陆的多党协商和台湾的多党竞争。农耕经济凋敝了，两个新生儿工业和市场，从蹒跚学步到拔足狂奔。西风东渐，冲击独尊儒术的传统文化，掀开一轮洋腔洋调的百家争鸣。推广语体文，白话文学，大众文学拔地而起，供士子们修身养性的文学艺术也卷进澎湃的商业大潮。“读得圣贤书，卖给帝王家”的仕途断了，百业之首的“士”们，不得不变身自由职业者，以出卖脑力谋取生计……时代搭建舞台，提出挑战，制造机遇。在20世纪前期的社会剧变之中，南社人留下了各自的人生轨迹。
物理学里有“分子运动论”。物质的最小微粒——分子不停地作着无序运动，学名布朗运动。在特定的境遇里，这种无序运动的能量能转成定向运动而做有用功，如蒸汽机，如内燃机，如枪炮。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也充满偶然性，所谓命运无常，无妨看作社会的布朗运动。但是，如果人群达成共识，便可以汇集为群体力量。如“操南音而不忘本”，合成反清的文字潮，如“过去做牛马，今天要做人”掀起安源的工运潮。社会运动可以促成进步，也可能制造破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推出了“大革文化命”。梁启超先生在《史学的界说》中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抨击传统史学中堆砌墓志铭的做法。柳无忌在前述的《回顾与前瞻》一文里，从研究、叙述、评价、结论四个方面，对南社研究提出系统的建议。在历史长河中，南社只是一个片段，阅读南社中的个体，观察南社人和社会间的互动，联系历史的时空架构，分析个体的社会性，领会其中蕴含的必然，建立南社学需要开阔的视野和科学的方法。
丘复先生有三次人生转轨。他是清光绪二十三年的举人，却成为千年帝制的掘墓人，是大势所趋，也有个人机缘；他是共和体制下的第一代“民意代表”，由省议员而全国参议员，蹉跎政坛十余年，却乏善可陈，最后决意急流勇退；回归林下后，献身地方教育文化事业，以另一种方式服务社会。
丘复先生为人低调，而身处大变局中的一生，不乏发人深思的亮点。
怀抱“自顾鬓苍吾舌在，狂奴傲骨尚嶙峋”的壮志进入议会，现实却是“平生梦想今安在？国体共和尚未和”，落得个“长歌当哭知何补，难写胸中万斛愁”。西方的议会政治为什么不服中国的“水土”，产生“南橘北枳”的变种呢？这已不是先生个人的疑惑和无奈，而是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必须解开的政治难题。先生的经历有代表性，进入各级议会的南社社员人数不少，他们都曾抱持通过议政匡正民国走向的理想，然而，由激昂而到迷茫，最后的归宿各不相同。黯然淡出的结局，是丘复先生的无奈，也是“先天不足”的共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必然。从他们的现身，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局限，他们的失落，他们的分化中，可以透视出这一群体的优势和弱点，透视出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的曲折和艰难。身处政坛的泥沼，丘复先生信守“以气节相标榜”的南社宗旨，在冷观曹锟贿选闹剧之后，毅然以平民之身返回家乡，能上能下，守住了“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底线。
为实现共和、保卫共和做出自身努力之后，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回归社会基层，许多南社人都有类似的人生轨迹。丘复先生决心投身教育，执教于新式学堂，为民族现代化储备人才，先后在小学、中学、大学三个层次的学校里任职。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折射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沿革与发展。科举文化以守成为核心，为打造专制政权的卫道士服务，在当政者眼里，教育只是一种延续统治的工具；新式学校的职司是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科学和文明是传播的主题，也是自身发展的动力，二者是“两股道上的车”。先生这一代人遇到机缘，成为中国实施教育转轨的“扳道工”。民国的教育成绩骄人。与国际接轨后的民国教育体系，不但培养出钱学森、钱锺书、杨振宁、费孝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而且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的两代领导人，也都是从民国的学校里走出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多年来，囿于二元对立观念，人们讳言民国教育，讳言民国教育的经验，实在是偏执之见。不妨对丘复先生从教经历略作扫描。在上杭地区，有些学校，“曾几何时，烟消云散”。怎样才能不重蹈覆辙呢？先生在《立本学校十周年纪念祝词》里针对性地提出“四不”：不激、不阿、不欺、不伪。不激不阿求和，不欺不伪示诚。搞定内外环境，扎牢学校根基，这是先生的经验之谈。小学如此，中学呢？先生为明强中学提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风，短短十个字，值得细细品味。其中有三要点：其一，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受者的主动性，反对灌输式教学；其二，提倡独立思考，十个字里用了六个字，提醒学生不要盲从，需得用心鉴别所学内容的真伪；其三，强调实践原则，学习的目的在用。显然，先生的“十字校风”是以人为本的，得教育三昧。几十年来，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林林总总：专业调整，思想改造，体制改革，院校合并，适应市场，文理分科，更新内容……独缺考究教育思想，在科学化上下功夫。而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民国教育的精华，就在先进的教育和办学的理念。不是吗？一个“兼容并包”，打开北京大学一片新天地。杭东中学（即后来的“明强中学”）募款建校舍，先生在“启事”中提出，“人生增一分学识，办事即多一分力量，国家社会即多一分利益”，文字表达明了直白。倘若各级为政者真正明白个中的道理，加以“笃行”，国家的教育经费就不会多年不达标，学校的校舍更不会在强地震中摧枯拉朽。
关注时政，忧国悯民，是丘复先生一贯的诗题。抗日烽火中，先生已年逾花甲，仍旧诗句铿锵：
空战声中国难多，龙泉在匣日摩挲。哀时不用增惆怅，矍铄相期马伏波。
应了一句老话：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胡朴安先生在论南社文学时指出：“南社文章，不失为时代的产物”，“南社之文章，一时代影响之反感者也”，认为南社文学的传世价值，在它的时代精神和批判精神。南社诗文是这个作者群体的强烈历史责任感的文学表述。南社提倡“尤重布衣之诗，以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文学观，冲出传统的“歌德”、“遵命”的庙堂文化，生长出中国第一代的独立知识分子。在丘复先生的诗章里，闪露出的南社风韵和南社情结，是了解南社和南社人的一个窗口。
其实，丘复先生和南社这个群体离我们“并不远”。一定意义上，南社先辈们是今人的同路人，同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征途上的跋涉者；只不过在这场“接力”中，先辈们是前行者，今者是接棒人。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承续着丘复先生们探索民主政治未竟之业。要旨是什么？从何处着手？障碍在哪里？怎样遏制贪腐？怎样培育服中国“水土”的民主政治“新品种”？正是今日仍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课题。至于南社社员曾经大量投入的兴办新式学堂，传承和创新文化，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更是社会发展须臾离不得的课题。了解先辈们做过些什么，有什么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便是其宪兄编印《丘复集》的意义，也是研究南社的意义。
和其宪兄一样，文史非我所长，工科大学毕业，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始终不敢以南社研究者自居，只能算一个南社的“观察者”——说得雅一点，南社的守望者。我之了解南社，不是从文字阅读入门，主要是人，生活圈子里的南社社员——利用南社后裔的条件，从感性认知切入；读南社的诗文，关注也在人身上，通过诗文了解作者其人。我了解南社的过程，就是补习文史知识的过程，读南社诗文和翻看近代史交错进行。习理工者，有“循果探因”的思维定式，想从现象中找规律，讲出个能“由此及彼”的理来；工科出身，更是条件反射地讲究实用，爱联系现实——有时不免生拉硬扯。这样的经历，使我对“抢救南社史料”有了点新的想法。“发掘在劫灰中剩余的南社资料，把它们印行出来公之于世”，只是第一步，修复“硬件”。对于专业研究者，或许这样就满意了。而从承续民族文化的角度看，还需要“修桥补路”。把用文言形式表达的南社的文化养分，输送给白话语境中长大的后辈们，需要沟通的“桥”。理解南社人的言和行，先要清楚南社所处的时代，得有点“穿越时空”的功夫，否则就会弄不明白，在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和当今的“国学热”之间，为什么会有冰与火般的差异。在话说南社的时候，常常提到明末“几复传统”的给力；那么，中华民族现代化，南社能不能给力，而南社（研究）又应当怎样地给力？走出象牙之塔，去“修桥补路”，服务现代社会的需求，“同志仍须努力”。
感谢其宪兄的引荐，使我有机会通过诗文去认识一位可敬的南社前辈。我却只能拿出这么一些走马观花时的杂想，不成章法，聊以塞责，权充引玉之砖吧。
序二 李鸿长
今年喜逢上杭县立中学建校一百周年，和我的母校上杭明强中学建校七十周年。这两所中学都是《丘复集》的著者丘复（荷公）先后倡办的。《丘复集》的编者丘其宪兄是著者的嫡孙，也是我明强中学的同班同学。他在“后记”中说，要将《丘复集》献给上杭县立中学和明强中学作为华诞之礼。无疑，这对两所学校来说，是一份意义重大而又别致的礼物。对他的先祖父而言，以这种方式表达感恩报德之情，可谓孝莫大焉。
丘复（1874-1950），字荷公，福建省上杭县蓝溪乡曹田村人，清末举人。他生性聪敏，勤学苦读，因而学问渊博。他做人处世态度认真，爱国爱乡，充满使命感，因而他一生无论在什麽舞台，扮演什麽角色，都迸发出绚丽的火花，为乡土、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他襄佐广东省代表丘逢甲参加大会，推选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民国元年）荷公当选福建省临时议会议员。次年，省议会正式成立，当选为正式议员。1916年省议会推选他为全国参议院候补议员。1924年增补为全国参议院正式议员。因不满曹锟贿选，没有北上赴任，转而投效时在广州的孙中山先生，担任大元帅府的参祕。1925年被聘为广东嘉应大学教授。此后，荷公即专注于教学、兴学和著述，在另一个舞台上扮演救国救民的角色。
荷公的家乡，福建上杭，地处省境西南一角，接邻广东梅州，是客家人聚居的大本营。百姓以务农为生。但他们有一优良传统，就是他们非常重视子弟教育和尊重读书人。例如，当年我家的上祖，即备有田产，且有专人管理。每年以田租收入，充作祭祖费用和津贴在学子弟的家庭。津贴以稻谷计，故这种津贴，我们称为“儒资谷”。可惜县境广大，交通不便，一般乡村子弟小学毕业后就会面临辍学的问题。许多人才也就因此埋没。荷公有见于此，他首先在上杭城里倡立上杭县立中学。后来又在他家乡蓝溪创立私立明强中学。日积月累，这两所学校为地方开啓民智、培养人才、提拔后进，发挥了重大作用。
此外，他在1906年时，响应丘逢甲的创议，利用上杭城内的丘氏大宗祠设立“师范传习所”，并亲任监督。课程方面有国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植物等等。这是福建省内有史以来第一所民立师范，为地方解决了小学师资问题。同年秋，他又在蓝溪曹田创办立本学堂，并兼任堂长。在立本学堂成立十周年纪念的祝词中，荷公说：“国之强大，民智是赖。”拿破仑有句名言：“真正了无遗憾的征服，是对无知的征服。”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明强中学在1942年秋开始招生。我是1946年秋进入明强的。那时荷公已辞去校长职务。但偶而会来学校给我们训话。当年的明强是一所三年制的初级中学。老师都是当地的精英。他们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管理严明。因为交通不便，大部份学生都住在学校宿舍。我也是一位住校学生，日夜与同学共处，互相磋切，在那里渡过了三年美好的时光。但是，在明强的三年中，学校和自己的家庭都发生了一件重大变故，令我难以忘怀。
学校方面，1947年的蓝溪水灾，使校舍蒙受了重大损失。是年，农历4月27日那天，学校正在举行期考。在考算术科的堂上，我感觉考题出奇的难，自知不能过关。正在忧心忡忡，担心会被留级的时候，突然，一位老师跑来大叫：“大水来了，大家快跑。”考试就这样中断了。在紧急中，我随着同村（太湖村）的李锺全和李荣开两位老师一起朝往一座山岗奔跑。但是洪水来得太快，不待我们到达山岗，我们一群师生就被困在一座高大的墓地上。祗见四周一片汪洋。一批一批的家畜、屋梁、门窗、桌椅在面前漂流而过。附近的房舍也一间一间倒塌。在最危急的时候，两位老师准备把漂浮在水中的木板打捞起来，必要时大家抱住木板，漂流逃生。幸好就在洪水快要淹及我们的时候，涨势缓和下来。洪水退去后，我们随着两位老师到山岗上一位校友家避难。蓝溪大桥被冲毁了，我们囘不了家，等到有了渡船，才得以与家人团聚。在此之前，家人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这次水灾，学校损失惨重，旧校舍全部倒塌。荷公为重建学校，日夜连络海内外人士，为学校筹募巨款，功不可没。
家庭方面，农历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三日，我上初三下的时候，不幸家母病故。其时家父适在台湾，家中留下我和一位小妹。年幼的我们，一时顿失依怙。后事过后，返回学校，觉得自己是全校同学中最不幸的一位学生。那时住校学生，每晚就寝之前有晚点仪式，包括同唱“国父纪念歌”。在黑夜中，我嘴巴虽然跟着大家唱，心中纪念的却是自己的母亲，心情是悲伤和凄凉的。那段日子，每逢晚点，我都是这样，直至毕业。
毕业之后，“明强”两字和校歌中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的歌词，一直清晰地记在心头，有如一盏明灯。人生中的多少艰困都因着这十六个字而得以克服。相信不少校友也有同样的经验。校名是荷公取的，校歌的歌词是他写的。他将《中庸》里的一段佳言提炼成琼浆玉液，作为校名，注入校歌。以寓教于歌的方式来激励学生，使人终身得益。作为明强校友，何其幸也！《礼记·学记篇》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由是观之，荷公诚然是一位有大智的教育家。
荷公一生的著述之丰，可谓洋洋大观，令人惊叹。在那个没有计算机和文字处理软件的年代，真不知他如何可以获致这样丰硕的成果。我想除了他文思敏捷之外，也充分发挥了明强精神。
在他衆多的著述中，除少数他编撰的书籍，如《杭川新风雅集》、《上杭县志》、《长汀县志》、《武平县志》等，在他生前曾经印行外，其他遗著都属手稿或手抄本。有的保存，有的遗失，有的下落不明，有的被焚毁了。所幸他的五部主要著作：《念庐诗集》、《念庐诗稿》、《念庐诗话》、《念庐文存》和《愿丰楼杂记》的手稿，竟能如奇迹般地获得包树棠教授的重视和珍惜，在大环境不利的情形下，投下大量时间和精力，以工整的书法，冒险将它们抄录下来，保存于福建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里。他的作为，充份展现了人性的光明面。因为有这麽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当我们展读《丘复集》之际，让我们激赏低徊的，岂祗是书页中的文字而已！
荷公的诗作甚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随“兴之所至，日或数十首；否则，经年不作一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898年时结识了爱国诗人丘逢甲。他们两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又是同宗，祖籍都在上杭，以诗唱和而成为好友是件很自然的事。还有，在1911年时，荷公经叶楚伧的介绍加入了南社。在南社结识了另一位爱国诗人柳亚子。荷公与丘逢甲和柳亚子的结识虽有先后之分，但他们的爱国情操、无惧的胆识和对诗作的热爱是一致的。
南社在1909年成立于苏州。发起人大部份是中国同盟会的会员。也可以说，南社是一个革命文学社团，以推翻满清、建立民主为目标的诗社。荷公之参加南社，可知他是一位热血知识分子，有志以文章报国。因此，他的诗作有关时局和民情为主题的特多。近代史上每一个重要阶段，从割让台湾、推翻满清、民国建立、袁世凯称帝、宋教仁被刺杀、张勛复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珍珠港事变、台湾光复、二二八事变，到战后时局，他都有诗作来反映他的爱国热忱和对人道的关怀。总而言之，他一生都处在国家多难和民生凋敝的时代。他将满腔爱国爱民的情感和积压在胸中的块垒，透过笔端，灌注在他的作品中，因而这方面的诗作特别能引发人的共鸣。正如清朝赵翼所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愿丰楼杂记》是一部包含五百余篇杂文的著作。总共约有二十余万字。记述的事包括民情、乡俗、山川、人物、社会百态、街巷传闻等等。事情大都发生在闽西一带，尤以荷公的家乡上杭为最。题材方面有严肃的，有趣味性的，也有令人读来啼笑皆非的。但无论是庄是谐，荷公都能以理性思考世事，以感性落笔为文。在扬善贬恶、辨明是非，为邪说俗见痛下针砭之余，也展现出他个人的机锋和妙谛，让人读来能“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聚居闽西的客家人，是早期从中原播迁而来的汉人，有其独特的社会风尚和生活习惯。可惜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并不多见。《愿丰楼杂记》内容丰富，加上它所处的地理和时代背景，正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对有志研究和了解当地客家文化的学者和读者而言，它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著作。
《南武赘谭》是荷公完成《武平县志》编撰之后的一部作品。这是他将一些不宜列入县志的考证、辨误、传记和轶事，再加入一些自己的见解，而写就的一本随笔。书中有许多关于他搜密掘隐的事。这是继他修成上杭、长汀、武平县志之后又一重要贡献，给研究闽西地区历史和文化的学者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史料。
在閲读《丘复集》之余，我也觉察到编辑的用力之深。全书的布局和安排，井井有条，分门别类，合乎逻辑。书中有周详的校注，让读者可以前后参照。排印采用繁体字，令人感到面目一新。每一部著作，每卷各篇都增列序号，有利读者查閲。还有，编辑也为原著的正文加上了标点符号。这些都充分显示，编者除了关注原著内容的呈现之外，也顾及到读者的需要。
《丘复集》得来不易。若不是荷公一生秉着祗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持之以恒地从事著述，则这部不朽的著作不会存在。若不是有包树棠教授的知遇，将文稿抄录下来，并予保存，则这些著作恐怕早已化为灰烬。又若不是荷公的嫡孙其宪兄，不辞劳苦，加以整理出版，则这些作品恐怕永远束之高阁而埋没了。《丘复集》的文稿是荷公留给子孙的遗产，他的后人愿将原本归属他们的吉光片羽与大衆分享，值得我们赞赏和感谢。但愿荷公的志业和精神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并发扬光大。最后，为表示对荷公后人的敬意，在此特摘录唐朝柳公绰的诗句相赠：“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
识于美国康乃狄克州，西哈特福城
二〇一二年端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