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是怎样炼成的? ——读曾纪鑫著《俞大猷传》 练建安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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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锋是怎样炼成的?

——读曾纪鑫著《俞大猷传》

 

练建安

 

与全国春节习俗很不一样,福建莆田人过年在大年初四。人们惊异地发现,这里的春联是奇特的白额春联。这是为什么呢?当地百姓说,这和倭患有关。四百多年前的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二月,六千多倭寇杀入兴化府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全城二万多人蒙难。幸存的老百姓为了纪念这一悲惨的历史,过年习俗为之一变。

明嘉靖年间,倭寇大举侵扰中国东南沿海,烧杀抢掠,甚嚣尘上。每当大批倭寇来袭,老百姓扶老携幼,争相逃命。就在这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忽听战鼓声声,一彪劲旅从正面扑来,杀奔来势汹汹的倭寇,“俞”字大纛在劲风中猎猎飘扬。

“俞龙戚虎,杀贼如土。”民谣如是说。

《福建通志》记载:“世言继光如虎,大猷如龙。”

那么,何谓“俞龙”?杀贼如土的刀锋是怎样炼成的?

摆在面前的《俞大猷传》,可以告诉我们问题的全部答案。

俞大猷(15031579),字志辅,号虚江,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抗倭名将,一位传奇英雄。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俞大猷率部平倭,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明史》说:“大猷负奇节,以古贤豪自期。其用兵,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所在有大勋。”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功勋卓著的大将,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的坎坷经历。《明史》点评嘉靖诸名将:“世宗朝,老成宿将以俞大猷称首,而数奇屡踬。”

相对于另一位伟大将领戚继光而言,俞大猷的历史功绩的“宣传”,显得颇为冷落。原因之一,是俞大猷曾挥师转战东南西南,镇压了多次多批较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在充分肯定农民战争进步意义的一段时期,俞大猷被有意地“忽略”了。

《俞大猷传》的作者曾纪鑫是一位实力派作家。由湘入闽后,选取了11位闽南历史人物为研究对象。俞大猷,是他极为敬佩的英雄。于是,他研读大量历史典籍,实地寻访历史踪迹,历时数年,完成了这部35万字的著作。

张廷玉等编撰《明史·俞大猷传》四千余言,惜墨如金,可以说,每一句话,都可以演化为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俞大猷著《正气堂集》九十余万言,又隐含了多少历史玄机?从本书附录的主要参考资料看,凡百十种。那么,作者又是如何在纷纭的历史谜团中突围而出呢?曾纪鑫,这位以文化历史散文《千秋家国梦》《历史的刀锋》《千古大变局》蜚声文坛的旅闽作家,将如何措手?

通读《俞大猷传》可以明白,作者这次没有丝毫的“炫技”“炫博”,作者严格地按照传主年谱的次序、根据历史事件经纬,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精心撰写本传。面对一位有着丰功伟绩的传主,曾纪鑫苦心经营。譬如,开篇《习文修武》就显得出手不凡,与众不同。为撰写此书,作者勤读史料,行走田野,曾多次前往传主家乡——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河市镇溪山村赤石口自然村进行采访,跋山涉水,艰辛自不待言。《明史·俞大猷传》记载:“少好读书。……又从李良钦学剑。家贫屡空,意尝豁如。父殁,弃诸生,嗣世职百户。”不过寥寥百字。作者写传,博采众长,将地理环境、家世源流、国史典籍、地方史志、碑刻记载、民风民俗、民间传说、见闻纪实等融为一体,令人信服地“再现”了一位英雄的成长史。《“戴罪”立功》《惨遭冤狱》梳理了以往扑朔迷离的繁乱线索,令人掩卷长叹。《回传棍术》,叙述北少林武术南传,南少林在福建壮大发展,泉州“拳头馆”遍布,武风兴盛。俞大猷学得“十八般武艺”,尤精少林棍(长剑)术。嘉靖十四年(1535),俞大猷排名第五名,考取武进士。嘉靖四十年(1561)三月,俞大猷从北疆南下任镇猂参将,途中顺道探访河南嵩山少林寺,见北少林寺武僧棍术“真诀皆失”,遂挑选宗擎、普从两位武僧随身传授“剑经”。这些章节,史料详实,考证严谨,填补了正史的许多空白。

如果单纯地就俞大猷写俞大猷,虽可以美其名曰“集中笔墨”,但此为庸手无疑。曾纪鑫的明智之处,是在研究俞大猷的同时,对于张经、胡宗宪、谭纶、戚继光、卢镗、汤克宽、刘显诸将及朱厚熜、严嵩、严世藩、赵文华、陆炳 等等相关人物,对于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辛五郎、徐洪等倭寇头领及山寇胡平等等“反面角色”,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外,作者对于明朝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对于中国边防军事地理、武器装备、军事制度、军队训练、古代兵法以及社会习俗、经济贸易、倭寇历史等等,作者均穷心涉猎。这样,整本书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气息贯通,环环紧扣,跌宕起伏,酣畅淋漓,事事有依据,事事有出处。因而,《俞大猷传》尽可能地做到了全面、客观、公正,力图还原历史、回归真相。这是一本需要慢慢品读的厚实著作。

在《俞大猷传》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曾纪鑫的 “大历史观”,俞大猷的“数奇屡踬”有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浙直总督胡宗宪有勇有谋、忠心为国,是抗倭统帅,他重用浙直总兵官俞大猷,又亲自上疏朝廷,把俞大猷送入了监狱。当锦衣卫陆炳营救俞大猷即将成功之时,胡宗宪接到了俞大猷的《狱中上书》,并肩抗倭往事历历在目,胡宗宪幡然悔悟,当即致函严世藩,希望朝廷能如俞大猷所请,前往西北,练军戍边。个中缘由,是“一果多因”。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一书中,提出了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的三个概念。后来他把这三种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而把它们各自对应的历史事物分别称为结构、局势和事件。三者相互交错,构成“总体史”的研究对象。

“总体史”的观点,在《俞大猷传》中清晰可辨。俞大猷身经百战,某一场平倭战斗的胜利,在历史上只是转瞬即逝,它是一种短时段,是一种“喧嚷一时的新闻”时间,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中时段的历史即明嘉靖年间大明王朝的“朝政腐败”“武备松弛”、倭寇的“训练有素”“穷凶极恶”,这正是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脱颖而出的大“局势”。而封建制度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支配着历史现象和人物命运,这是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长时段历史。“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时也,命也!” 

在曾纪鑫著《俞大猷传》中,我们看到,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俞大猷从“赵本学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虚实之权,复从受其业”、又“从李良钦学剑”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因为泉州为“海滨邹鲁”而俞大猷好学且有必要条件,而“大猷辞归,伯温用为汀漳守备。莅武平,作读易轩,与诸生为文会,而日教武士击剑。”则是偶然之中的必然。武平,位于闽粤赣边,明洪武年间,设千户所,隶属汀州卫。在《俞大猷传》中,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繁复多变,曲尽其妙。

俞大猷文武全才,精忠报国,道德、事功、文章,三者合而为一,达到了“内圣外王”的崇高境界。作者在书中记载,俞大猷年幼时立愿要在家乡濠溪边修一座桥,以利两岸父老乡亲。可是,直到隆庆三年(1569),六十七岁那年,升任右都督的他,才有了修桥资本,捐出薪俸,请堂弟俞良猷督建了一座六墩七孔石桥。濠溪古桥,迄今完整保存,桥头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

作者曾纪鑫对此大为感概,他说,俞大猷早已指挥数万乃至数十万大军,重权在握,若克扣军饷或瞒报丰厚的战利品取用九牛一毛,建造一座石桥或一座豪宅,易如反掌。但是,廉洁的俞大猷并没有这样做。

 

作者:练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