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客家小镇上,父亲与他的四栋房 凤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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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南方的一个客家小镇上,我的父亲绝非乡绅也非土豪,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却有过四栋房,这委实不算少。为了方便表述,我们便按年代顺序,给它们依次编了号——①号房、②号房、③号房以及④号房。

①、②号房都属黄泥黑瓦房,但又都不符合客家建筑的典型风貌。

③、④号房则是由父亲亲自设计并一手操劳,都属三层红砖小洋房,落成时间分别在2005年初及2009年底。然而,这两栋房子于我而言,好像都是陌生的——这些年,无论我怎么做梦,似乎都不曾进去过。父亲走后,房子便空了,于我而言就又仅仅只是房子了……

 

01

推开那扇厚重的、许久未开的门,迎面扑来灰尘的气味,这栋房子,已经许久未沾染人气了。一缕缕的阳光从东窗进来,被旧式的压花玻璃筛成一串串彩虹色的光影。蜘蛛结的网,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银色的微光。

“父亲”被放在厅堂正中的桌上,依旧挂着微笑。穿过厅堂,我轻轻扶着木制扶梯,缓缓地一步一步上楼。

二楼是一个小厅——准确地说,应该只能叫稍微大一点的过道,三间卧室加一个卫生间,全部算下来面积大概80平左右。

东面的露台——现在可能都不能叫露台了,母亲后来叫人搭盖了铁皮房,说是能更好地保护地板和楼下的房间——早已被打扫一空,水泥地上还留着一圈圈圆形的泥巴印痕,或大或小,那是花盆留下的印记。如果不是这些印痕,你可能难以相信这里曾经是个小花园——父亲生前最留恋的一隅之地。

那时的花园常常是枝繁叶茂、蜂飞蝶舞,被父亲打理得极好。父亲是个乡村小学教师,工作的学校离家很近,所以只要不上课,他便来“伺候”这些花花草草。我要是回来,他一准要向我“炫耀”他的养花技术——这是他哪里捡来的什么花,曾经是怎样一个病蔫蔫状,现在被他养得多好多好,喜滋滋的很得意。我最喜欢看那样的父亲,发自内心的喜悦沉浸在他眼角的那堆皱纹里,久久不会散去。

父亲昔日用于浇花的水管和喷头,被母亲随意圈成几圈丢在了一角,水管的另一头依旧套在水龙头上,只是用于固定水管的铁丝早已是锈迹斑斑,满眼的孤寂落寞。

这栋房子占地面积约为100平方,户型并不规整,是我们称为的④号房。落成的时候我已出嫁,因此回来住的时间比以往更少。但它是父亲最后倒下的地方,也是他现在依旧“守护”的家。算起来,他只在这里住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父亲当年是突发脑溢血走的,当时,我们兄妹俩都不在身旁,并且一句话都不曾留下。

那年,正值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普查小组说是要从当地的教师队伍里抽调几个人,父亲被选中了。那段时间,我时常听他说工作量不小,白天要挨家挨户去落实情况,晚上回来还要整理数据。同个小组的几个村委,觉得父亲有文化,报表做得好,都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委托”给他。父亲一贯乐于这些,便都接了下来。这样,整个小组的报表工作,基本都落在了他的手上,他常常加班到很晚才去睡。我几次打电话回去,都叮嘱他不要弄得太累——父亲有高血压,心脏也不是特别好——一定要按时吃药。他总是满嘴地答应。

可终究,父亲还是累倒了!

那天是农历十月十四,我记得特清楚。因为头一天正好是我们那边的“糍粑节”——庆祝秋收的节日,也恰巧是哥哥的生日。

听母亲说,本来那天他吃过早饭便要到隔壁村庄去做摸底工作,摩托车一早就被他从家里推到了大马路上。吃早饭的时候,父亲照例是端着碗到处走动,边吃边走。先是在隔壁邻居家门口站着扒了两口饭,邻居伯母还招呼他进去坐,父亲突然说他有点头痛,便扶着头折回家中,在厅堂的藤椅上坐了下来,但是很快便一头栽了下去,不省人事。慌乱的母亲急得不知所措,最后是得于邻居们的帮忙,父亲才被抬上120,送往县医院抢救。随后,邻居立马打响了我的电话,那时的父亲已经陷入了昏迷。

送到县医院,回复说,这边不行,得赶紧送去市医院。可是,父亲在赶往市医院的路上便撒了手。

等我从厦门赶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被送了回来。厅堂里,父亲身着蓝色长衫,头戴蓝帽,俨然一副古代书生模样,静静地躺在用两条长木凳临时支起来的木板上。一路哭回家的我一进门便噗通一声跪在地上,我没有大声哭喊,只是任泪水一次一次模糊我的眼镜。父亲双眼紧闭,一动也不动,跟睡着了一样。突然,父亲的眼睛和嘴角流出一条条血来。我吓得大叫,母亲连忙止住了哭嚎,给我递来一些纸,叫我给他擦干净。过了一会,血水又流了出来,我便又给他擦干净。哭得累了,我便跪在那里,呆呆地看着那样的父亲。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地看过这张脸,父亲鼻子上的那颗肉痣,到底是长在左边还是右边,我好像从来都没留意过!我怎么会连他的脸都记不清呢?我又一次暴哭起来,快要昏厥过去,K先生(我丈夫)把我从地上扶起,不知是谁递给我了一杯糖水让我坐着喝下。

父亲的那张脸,宁静而苍白,从此便停留在我脑海里再也挥之不去。

到了晚上,哥哥从北京赶了回来。一进门他便抱住母亲,哽咽着叫了一声妈!泪水再也没有绷住。我已经许久许久没见他哭过了,或者说,长大以来,那是第一次见他哭。他跪在地上,接过大人点好的一支香,对着父亲鞠了三下。

按照习俗,父亲的寿衣理应由做子女的来替他穿上,但考虑到我们兄妹都在外地,等我们赶到家时怕是人已僵凉,寿衣就再难穿上了,所以是找别人帮的忙。

那天晚上,哥哥、我、K先生(嫂子第二天才赶回来)一起守灵。望着那个躺着的父亲,又想起冰箱里父亲从朋友家带回来的糍粑,我的内心涌起无限的悲凉。

火化那天,父亲是从这栋房子被抬出去的。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被装在了一个黑色的精致的盒子里,盒子中间是父亲微笑着的那张脸,哥哥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轻轻放在了灵堂桌子的正中央。

人生一世,终究只是一抔黄土。

父亲那张面带微笑的黑白照片经放大后,被长长久久地放在了厅堂。

 

慢慢地,我走进属于我的那间房——出嫁后,父亲说这间便是他给我留的房,以后回来了,就住这里。床铺已被大块的布盖上了,家具是没有的,要说有,也只能把那张小书桌和一个床头柜算上了。空空荡荡的房间,找不到一丝属于我的痕迹。

房间的南面有扇通往卫生间的门,说起这个卫生间,倒是有趣。

盖房的时候,我跟父亲提起过,要是每个房间里面都有卫生间,起夜就方便多了。父亲的确是把我的话记在了心里。

设计这层楼的时候,他便想着让我和哥哥的房间都能有个卫生间。可惜受房子面积的限制,只能设计一个卫生间,于是他便想了个妙招——哥哥房间的北面和我房间的南面各开一扇门,这样我们便都有了各自的卫生间。于是那个卫生间最终呈现出来我见过的最独特、绝无仅有的造型——三面是门,一面是窗,绝对的通透至极。

父亲一开始还挺得意他的这个小“创意”,直到,有一次回去,我跟他说,“老爸,好像这样的设计有点小问题呢,你们在用卫生间的时候,好像会影响到我呢!门是磨砂玻璃门,会透光,隔音效果也不好。只要有人用卫生间,我就会醒来。”父亲挠了挠头说,“是哦!我怎么没想到这点?”有点不好意思了起来。我连忙安慰他说,“没事啦!反正我们也是难得回来住几天的。”

虽说这个卫生间有设计上的“漏洞”,但终归我们兄妹两屋用卫生间是最方便的,父亲和母亲则不然。

哥哥的房间相对比较好,选在了朝南的方位,里面还有个大大的阳台,家具和家电也是最全的——大衣柜(房子里唯一有的衣柜)、电视柜、电视机、床头柜。毕竟是儿子嘛!

父亲和母亲的卧室很大,摆着两张床,一张席梦思,一张竹床。父亲因腰椎间盘突出,睡不得软床。

走出二楼小厅,我继续沿着扶梯缓缓而上,到了三楼,这是整个一大开间,中间没有任何隔断,显得异常宽敞明亮。按照最初计划,这层楼是没有的,但父亲仔细算过,搭盖铁皮房未必能省下多少,并且没有这种楼房耐用。放眼望去,西边角落放着两个高高大大的圆筒形状的铁皮物体——那是我们家以前用于存放稻谷的粮仓。南面一角,则摆着母亲烧香拜佛的各种用具。墙根下散落着几根长短不一的PVC水管,早已泛黄。看着它们,我便又不禁想起十几年前的那段旧事。

那年国庆回来(那时我们还住在③号房),父亲说石门那边的水管又被人砸坏了,他得去修一下。因水管太长,父亲骑摩托车多有不便,便叫我帮忙。

石门离我们家大约5公里,山上有口泉水,很是清甜。

那几年随着养猪场的大肆扩张,周边水质受到严重污染,我们平日喝的井水都已不再适合饮用。大家便都开始骑车到石门去接山泉载回家。

那口山泉坐落在半山腰上,沿着石壁垂流而下,可能泉眼小,水流细小而缓慢,若要靠着石壁接上一桶,少则半个小时,长则更久。人多的时候,接水队伍能排到一里开外去。更难的是,山路本不平缓,还有碎石,将水搬下山已是吃力,加上难免有水会滴漏,路面越来越湿滑,常有摔倒的危险,雨天自然更不必说。

石门附近的一个村民,发现了这个商机,便开始贩卖这里的桶装水。但他并不直接从石壁接,那需要耗费太多时间,显然不划算,父亲曾亲眼见他从石壁脚下的满是残枝败叶的水洼处直接舀水。父亲什么话也没说,但心里已经萌生出一个念头。可惜,当年我们家还举着外债,父亲手头实在有些拮据。于是,他开始向村委提出修建蓄水池的倡议。后来,村里出了一部分资金,但不够。剩余部分便由父亲连同几个热心肠的人共同承担。修建事宜——安排购买水泥沙石,雇人工等等,由父亲一人全程负责操办。很快地,那个蓄水池就建好了,并且一步到位地直接将山泉接到了大马路边上。接水的人们只要拧开水龙头就行,两三分钟一桶,这回大家是真的方便了!

父亲的做法受到一致的好评,大家见面就称赞父亲。但是这样一来,那个卖水的人的生意就没那么好了,心生歹意的他,便时不时地砸坏水管。于是,父亲就这样在一砸一修之间跟那个人周旋着,一年又一年。

那日湛蓝的天空,鲜红的太阳,金色的晨光和稻浪,裹着稻香的山风,以及我紧贴着父亲后背而感受到的那颗火热的心跳,便永远成为了我记忆深处的美好。

出了三楼,我往上走了半层便就不能再往前了,这里不再像③号房那般有完整的楼梯直通顶楼天台,而是用钢筋加木板搭起的简易梯子做了代替。顶上开了个方形的孔,被一块铁皮盖住。如果要上天台,必须爬上那个简易梯子,推开那块铁皮板,才能到达,很不方便,且有危险。我问过父亲,为什么会这么设计。父亲回答说,那样能省一笔钱。

几层楼梯也不似之前,都贴了瓷砖,直接是裸露的水泥地。

省钱的痕迹显然不止这两处。

三层小楼,除了二楼的房间用的是现在流行的铝合金门窗,一楼和三楼,用的都是父亲从外面淘来的老式门窗——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样式,一些单位拆建,父亲用低价淘过来,重新用油漆漆了一遍。父亲说,这些门窗都挺好料的呢!父亲早年学过木匠,对这些算是颇有研究。

可不管是不是真的好料,整栋楼这样搭配起来,看上去总觉得是有一些奇奇怪怪。所幸,父亲还算懂,正大门这一整面的外墙都贴上了瓷砖,乍一看还算洋气。而且,他在门前花圃里种的鞭炮花,长势特别好,沿着藤曼,已经爬上了楼顶。春节期间,花开得正艳,把整栋小楼点缀得甚是好看。

家具、家电、窗帘那些,都是从③号房搬来的,没有重新购置。

我发现乡下的自建房挺有意思,家家户户的楼层都是高高的,一层足有3-4米高,在大厅说话还能听见回音。父亲告诉我,那样通风好,夏天凉快。

整栋房子,隔音效果也差,邻居随便一句吆喝都会听得十分清楚,想睡懒觉是很难的。

第一次回来这个新家,父亲便跟我说,这栋房子住起来比前面那栋更舒服——冬暖夏凉,而且安静不少。一楼、三楼和楼梯虽说都没贴瓷砖,并不好看,但是回南天不会淌水啊。这点倒是实话。每年回南天,我们这里家家户户的大理石或瓷砖铺就的地板都淌水,非常湿滑。

望着一向喜欢苦中作乐的父亲,我微笑着点头,说,有更舒服就好!

当然,父亲也不是什么方面都省的。

那些花花草草,一些可是他花了大价钱的。甚至有些品种,是他来看我的时候,专程从厦门带回去的。

父亲走后,那些花盆里的花花草草便都拿去送了人。当年,把这些花送走的时候,我哭了——这些可都是他的命啊!但母亲在“七七”后,便要跟随哥哥去北京生活,必然带不了这些。我也只是在厦门租着小小的房,不方便养,并且我也不会养。如此找几个真心爱花的亲戚朋友接养,许是最好。

门前的鞭炮花,也被母亲砍了去,说是听人说,家里长时间不住人,可能会有蛇沿着藤曼爬上去。

花圃里还有几株山茶花和桂花树,得益于隔壁邻居的照顾——干燥了,泼点水,还都活着。中秋时节,还能闻到桂花的阵阵芬芳,每每闻到,我便又想起父亲,想起昔日他悉心照顾它们时的模样。

种着山茶花的这个花圃正对着一扇门,这便是③号房的后门,如今已成了别人的家。

 

02

③号房的占地面积较大,有140多平方,并且户型方正,只是整体风格跟④号房差不多——二楼用的铝合金门窗,一楼和三楼用的老式门窗,但沿街那面为了整体美观,破例用了铝合金门窗,这似乎成了父亲的标志性手笔。但整栋楼的装修算是“豪华”——外墙都贴了瓷砖,楼梯也都贴了瓷砖,通顶楼天台的楼梯也是正常的,二楼和三楼都是一个大客厅+四个大房间+小的棋牌室+两个卫生间的格局。

这栋房子是在我大三那年盖好的,于我和哥哥而言都是比较陌生的——那时候,我和哥哥都还在外地上大学,也都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住一段时间。而且,当时我们都觉得挺突然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块地上盖起了这样的房子,当时我们家都还欠着外债呢。为此,哥哥和父亲还大吵了一架,明明之前说这块地是要卖出去的,哥哥就是觉得父亲太固执、太爱慕虚荣,全然不顾一家人的拮据和窘迫。

盖新房这件事,我和哥哥是知道的。那年,赶上镇政府规划,要把沿街那些属于公家的老房子全部推掉,重新规划出来卖地。按照规划图纸,我们家(②号房)有一部分要被拆掉,差不多占房子的三分之一(我和哥哥的两间房刚好都在里面)。房前的一大块晒谷场,也都要拆。那可是我和哥哥小时候的游乐园,或者说是我们家附近所有小伙伴的游乐园,打羽毛球、踢石头、跳大绳……那里曾有过我们许多欢乐的时光。

按照当时的政策,拆掉的部分,政府按实际平方数补钱给我们,具体多少我并不清楚,据说少得可怜。或者还有一种选择,我们可以以低于市场价一定比例的价格买下重新划定的地块。父亲跟哥哥商量过后,决定买下那块地,等着以后再转卖出去。而我们自己则在原来剩余的部分宅基地上,重新盖过一栋,两层就够。面积也无需太大,有个差不多80平,设计成三间卧室,一家人也就够住了,算下来花费也不会太大。这些本来都是商量好了的。

关于为什么要盖这栋房,父亲从来都没有真正跟我们聊起过。就连跟哥哥吵架时,哥哥质问他,他也只是沉默了许久,硬气地回了一句:债又不用你们来还!

对于这栋房子,我的内心是复杂的。

放寒假了,我从学校回来,第一次迈入这个新家。父亲说,朝南那两间卧室,我和哥哥各一间,西边那间是我的。

1.5米的席梦思床铺加上一个床头柜,已经是我那间房的全部。我问,我以前的东西呢?那里有我初高中时期喜欢的书籍、集邮册、同学录、明信片、以及那些年明星偶像的海报、小时候DIY自制的玩具(弹弓、纸片、陀螺、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

母亲淡淡地回答,说,本来用麻袋给你装起来了的,可是老房子拆迁的时候都被泥浆糊上了,我看也不怎么好了,后来就索性当废品卖了,又不是什么宝贝!

我很生气但也很无奈,我不知道那个年代的人是不是都是如此——吃得饱穿得暖就好,全然不在意那些所谓的精神依托。我心里很难受,但也不好拿他们怎么样,卖都卖了还能怎么办嘛!

女儿出生后,无论怎样搬迁,我都会用心地帮她把旧物件、珍爱的玩具一一整理收藏好,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会是她一生宝贵的财富,滋养着她的内心,陪伴她一路的成长。

而我那些被当作废品卖了的“宝贝”,便只能存放在我记忆的柜子里,时不时地跳出来勾起我那遥远的思绪。

正月里,高中的几个好友照例从城里下来我家串门,高中毕业以来,这似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他们都惦记父亲的一手好厨艺。显然,他们都被这“豪宅”惊到了,楼上楼下四处逛着,并赞叹着对我说,阿娇,你们家好大,好漂亮啊!你们家是中彩票了吗?我微笑着回答说,没有啦。那一刻,我有种虚荣心被满足的优越感,但同时现实情况的沉重,也紧跟了进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样的感受,很复杂,很矛盾。

不管怎样,这栋房子里还是发生过几件人生大事的。

哥哥保研、结婚、生女。小侄女出生那年,父亲拿着小孙女的照片(据说别人家也有这种操作),在家摆起了满月酒。同年,我的订婚宴和结婚宴也都是在这里摆下。

这里对父亲而言可能承载了很多的情感,但我们兄妹俩因为平时都在外面,难得回去住几日,并且房子里也没有留下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物件,对这栋房子便没有太多的感情。

刚开始参加工作,我的工资很低,一个月才不到两千块,除去租房、吃饭、人情世故(同学同事结婚的红包)所剩无几,别说帮父亲一起还债了。

哥哥算是工资高点,但终究是在北京那样的大城市,而且他已经成家,还有孩子,开销也是很大,也没有多少余钱。

迫于现实的无奈和压力,父亲开始萌生出卖房的主意。一开始是想着把三楼这一整层卖出去的,这样自己还能在这里继续住,是最好的方案了。

但在农村进行这样的分割卖房,在当时是极少见的,也是怕日后会引来各种纠纷。来看房的人都表示说,要买就整栋楼一起买。

父亲显然有些犹豫了,说,那再看看吧。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告诉我和哥哥,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买房子的是我们同村人,他先付了部分定金,剩余部分约定在半年后付清。

于是,④号房便在半年之内匆匆完了工,是在②号房的剩余宅基地上盖起来的。

03

关于父亲当年为什么执意要盖起③号房,我和哥哥一直都心存疑惑。母亲没啥文化,大字不识几个,脑子也不是特别灵光,所以很多事情,特别是这些建房子之类的大事,父亲是从来不会跟她说的,也用不着跟她商量。所以,随着父亲的突然离去,我们的这些疑惑也跟着一并都石沉了大海。

在父亲走后,我按捺不住地问过母亲,当年父亲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硬撑着把这房子盖起来。整栋房子下来,少说花了二十万,这对于当年的我们,无疑是天文数字,我始终难以想象,父亲当年是如何筹得这样的巨款的。

母亲慢慢向我道出了当年的部分实情:隔壁邻居家的大女婿是我们那的村支书,因为两家连接处有块地皮有点扯不清,跟父亲起了争执,并用话怼了父亲,说,你们家又没钱盖,还这么会抢!母亲说,当时父亲被气得几天都没好好吃饭,后来便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房子盖起来,而且还要盖得有模有样。

我开始有一点理解父亲了,只是也心疼负债累累的父亲。

其实,我觉得父亲盖这幢房子还有一个原因,或者叫做底气,那就是家里有两个大学生,并且很快就可以出来工作挣钱了。这个想法是后来我和哥哥猜测的,但谁也没跟父亲说破过。

据说,乔迁之日,父亲宴请了很多街坊邻居,大摆了几桌。长长的鞭炮声中,大家都夸赞着父亲的能干,房子盖得这么大、这么漂亮!我知道,那一刻,父亲的脸面算是赚足了的,但我能想象出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就犹如他那遮掩起来的破旧衣裳,只有在无人的角落才敢透露出来的窘迫。

前段时间,我无意间翻到福建作家蔡崇达的《皮囊》,里面有一篇《母亲的房子》,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其中描述,即便家庭如此拮据和窘迫,但母亲依旧坚持盖房子的那段争吵,母亲大声吼出的“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这口气比什么都值得。”让我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当初执拗的父亲。作为一家之主,被别人踩在脚底嘲笑的时候,他们如何用行动去证明自己可以的决心,我感到心疼又难过。而且,前面那个地块要真是被人买了去,别人不定会怎么建那栋房,我们家还能否再见阳光?所以,父亲当初的决定还真不一定全是为了要争下那口气。我不知道,哥哥要是知道这些,是否会理解那时候的父亲。

 

父亲突然离世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我们那几条街道传了开去。

父亲出殡后的第二天,便有好几个人同时上了门,有些我和哥哥认识,有些不认识。他们说,父亲还欠他们一些钱。我和哥哥显然有点惊愕:父亲到底是欠了别人多少钱?来的都是我们家附近开店的老板,他们说父亲是几个标会(民间集资,在我们这边已经流行很多年了)的会头,这些标会目前都还没结束,为了能继续运作下去,必须重新选定一个新会头,把父亲的账本接掌过去,并且最重要的是,剩下的几期会钱,得由我们来继续支付。

父债子还,天经地义。我和哥哥显然没有要赖账的意思,只是这么多年,父亲很少跟我们提及标会的事。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不能由着别人随便张口,便招呼他们先坐下来。

父亲是数学老师,算术是极好的,而且他向来做事都是有凭有据,什么都会记得清清楚楚。于是,我便让母亲把上锁的抽屉钥匙找出来,我猜抽屉里一定会有我们要找的东西。果不其然,打开抽屉,厚厚的一叠账本便印入了眼帘。我拿出最上面的一本,翻了开来,只见上面整整齐齐地列了一排排一列列的表格,每行每列都写着谁谁谁的名字,对应多少金额,每一期是谁标走的,利息是多少,全部信息一目了然。我感慨着做事如此细致的父亲。

账本数目之多,我、K先生、哥哥三个大学生(嫂子单位有事,父亲出殡后,她便先赶回了北京)那两天都一直忙于对账,累得腰酸背疼,两眼发花。无奈之中,我们偶尔还会调侃着说,父亲当个小学老师,真是屈才了!他要是出身好点,应该会是个优秀的精算师之类的吧!

父亲倒是跟我提过一嘴有关会头的事,说,首先会头要有很高的信誉,周边的人都信任他。其次,当会头能省下每一期的利息钱。急需用钱、信誉良好并且精于算计的父亲自然成了会头,并且每股标会都有不少人来拥护,这就导致每股会的金额都不会太小,期数也很长,长的可能长达两三年之久。

来的几个人说,父亲起的标会从来没出现过烂会(会头卷款跑路),所以大家都很信任他。

几天辛苦下来,我们总算是把账本都厘清了。我们也终于明白当初那二十万的巨款是如何来的了,父亲就是用着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平安”度过了这么多年的。

翻账本的时候,我们还在抽屉里面发现了几张欠条,上面有欠款人和担保人的手写签名和手印,金额不等,金额最大的一张居然高达近6万,小的也有1-2万,几张加起来差不多有10万左右。

我们问母亲,这些欠款她是不是都清楚,欠钱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还在不在家。万幸,这回,母亲没有一问三不知。母亲对我们说了每张欠条的来由以及欠款人的情况。于是,我们便试着先联系几个欠款人,问问他们什么时候能把欠款先还上。

听闻父亲的事,有一个,很快把钱打了过来,并感谢了父亲对他的帮助。金额小一点的几张欠条,倒是很快处理清楚了。金额最大的那张欠条,就比较棘手了。欠款人前两年因为生意失败,无力支付每期的会钱,作为会头的父亲便只能自行垫付,也就有了那张欠条,上面的金额数便是他欠下的会钱。他倒是没有拒接我们的电话,只是表示目前人在外面打工,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到时候只能先偿还一部分。显然,这笔钱很有可能要成坏账了。

事实证明,金额最大的那笔确实是笔坏账。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那笔钱都还没还上。

标会的钱,我们终于做好了统计,但是金额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正当我们纳闷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窟窿”时,我们又在抽屉翻出了两本房子装修清单,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每一笔花费和开销。账目都是没有问题的,数目也都对得上,只是当时没有经历过装修的我们对于这样的支出还是难以接受。

我终于明白,这几年为什么父亲老得如此之快,五十来岁的年纪却已是皱纹满面、两鬓斑白,原来他身上一直背着一座大山啊!而我们做子女的也无力为他分担多少,我内心愧疚万分,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心疼刚刚离去的父亲,心疼苦了一世的老父亲!

过了几天,新会头又一次上了门,他担心我们兄妹俩长期在外面,难得回来,很难保证每期的会钱都能如期还上。我和哥哥一下子就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不就想着让我们把那些钱一次性付清嘛!我和哥哥商量过后,觉得每个月都要还那么多笔钱,也是很麻烦,干脆就一次性结清了事。

我这边凑了小几万,大头都是哥哥嫂子掏的,总算是把多年的欠款全部结清了。这估计是十几年来,我们家第一次还清了所有的欠债,真是无债一身轻啊!我和哥哥都不禁感慨起来。

 

04

①、②号房是我小时候住过的两栋房子,一个是我出生的房子,一直住到小学三年级。另外一栋,完成了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的重要成长,于我有着一种难以替代的情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便是出生在那栋①号房里。狭长幽暗是那栋房子的典型特点,听说是从我太爷爷手里留下的,算是祖宅吧。听别人说,我爷爷是个算命先生,起初也算得上殷实,房产也有多处,后不知因什么原因,家道中落,最后只剩得这列狭长的二层小楼。父亲三岁的时候,爷爷便过世了,后来不到二十岁,奶奶也病逝了。

父亲一直都聪慧过人,初中时,他的成绩便一直名列前茅,按说他是有资格上高中考大学的,但当时的公社书记看父亲家里穷,也没人替他说话,便不愿把上高中的名额给父亲,而是给了家底殷实的另一个人。初中毕业后,已无考学,父亲便在别人的介绍下,到三明尤溪跟一个师傅学起了木匠,这一去便是三年。后来全国恢复了考试,父亲初中时的班主任第一时间便想到了父亲,并几经打听才联系到远在三明的父亲。父亲当时并没有一口答应,毕竟功课已经落下了这么久,重新拾起谈何容易?在老师的再三劝说下,父亲决定回来一试,所有的盘缠和费用都是那个老师出的。父亲也相当争气,在复习时间不过一个星期的情况下,还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我们当地的师范。

读师范那两年,父亲的生活费都是通过课余时间去拉煤挣来的。也是受到这个恩师的影响,父亲参加工作后,陆陆续续帮助过好几个家庭困难的学生。这几个受过父亲恩惠的学生,直到父亲走后多年,依然还会每年问候母亲、哥哥和我。

在我的印象里,从小到大,有几个年长的婆婆,只要提到父亲,便会抹着眼泪感叹起父亲从前那些苦难的岁月。

小楼的东西两边都跟邻居家紧贴着,所以房子的采光面只剩下南面、北面和天窗了。房子窄长窄长,估计也就三米多宽,长倒好像挺长,推算起来应该有个十几米,一楼是厅和厨房(以前都是土灶,烧柴火的),二楼有两间房,南面这间便是我们一家四口的窝,北面那间属于大伯的(父亲的亲哥哥,是个光棍,直到父亲去世,也从未跟我们分过家)。中间有个过道连接着,中间还隔着个谷仓。

我和哥哥便是在这样的屋檐下出生长大。小时候的很多记忆都模糊了,从记事起,好像也都上小学了吧。

起初,我们一家四口是挤在一张不到1.5米宽的小床上。渐渐,我和哥哥都大一些了,父亲就添置了一张1.5米的大床,紧紧挨着父亲母亲的那张床,我和哥哥睡在一张床上。

记忆里,我们家是没有那种立起来的衣柜的,都是那种倒着放,要翻盖的那种木柜。其中一个总是上着锁,我和哥哥从未打开过,估计是父母亲存放“宝贝”的地方。一张敦实的、厚重的、带有雕花的黑色木桌子,配有三个抽屉,紧挨窗台放着。上面有块厚厚的、跟桌面齐长齐宽的透明玻璃,底下压着我和哥哥小时候的老照片,黑白的,彩色的。

南北两面的门窗都是用纯木头做的,还能清晰地看见木头的纹理和结疤。窗户的设计很特别,是由一长条一长条的木板拼起来的。想要开窗,便要把一条一条木板挨个取下来,想开多大就取几条,倒也是灵活。若是不开窗,天晴的时候,阳光会从每条缝里钻进来,落在地板上。

二楼的楼板也都是木头做的,踩上去“吱呀吱呀”作响,可不懂为什么,我却很钟爱这种木楼板,没有水泥地那般的硬冷,回南天也从来不会湿湿哒哒。

这种木房子固然有些好处,但最大的坏处便是——不防火。母亲说,哥哥三四岁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燃烧着的烛台(母亲拜拜用的),差点把整座房子点着。所幸母亲发现及时,在几个邻居的帮助下,把火扑灭了,总算没有酿成大祸。哥哥人没事,只是被吓得哇哇大哭,其他就是蚊帐和棉被被烧了一个大洞。

每年五月,到了收烟叶的时候,母亲便会将烤制好的烟叶堆在靠楼梯的那一角,那种烟味冲起来,很呛人,可家里实在没有更合适的地方用来堆放了,而且那是家里最大的经济来源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好像从来不觉得苦,因为大家家里都是这样的。反而觉得那些年,因为父亲有一点工资,我们家里还算是比较殷实的——父亲经常会带我们出去玩,甚至买各种各样的小零食。而且每年过年,我和哥哥都必定至少有一套新衣服穿,在裁缝店里量身定制的那种,父亲也从来不会吝惜给我们选择好的布料。

除了房子比别人家小了一点,其他我们家都不会比别人差,这是我脑海里仅存的少有的印象。

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突然有一天,父亲从外面扛回来一台崭新的落地电风扇,引来了邻居家所有的孩子一同上前围观。哇,这算得上我们家里最高级的电器了!我对那台电风扇印象相当深刻——海峡牌,三片浅绿色的大风叶,被两片崭新的不锈钢色网罩夹在中间,风扇的中间部位是四个可以发光的长方形按键,再下来是根可以调节高低的不锈钢钢管,最底下是个与风叶同色的圆圆大大的底盘。整个风扇很重很重,那时候的我完全搬不动它。这台“大家伙”被父亲放在了一个墙角,风扇开起来左右摇头的时候,还能明显地看到一片片光亮跟着左右移动。那一年的夏天,因为这台电风扇,变得特别清凉。据父亲说,他当时可是花了足足250块才将它买下。在当年父亲每月工资才一百多块的年代,这何止是用奢侈能来形容的?如今,三十几年都已经过去了,这台电风扇依旧还能为我们送来凉爽,只是风叶、网罩和底盘已经生起了点点锈斑,那是岁月留下的烙印。

我们家门前是一条悠悠长长的青石板路,我独爱这条路,不知道为什么,它总让我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小时候的我,尤其喜欢在下雨天的时候,坐在我们家的木门槛上,出神地望着雨滴滴在那些干净如洗、光光亮亮的石板上,溅开了花。

上小学以后,我和哥哥一直是跟着父亲的,他在哪里教书,我们便跟着到哪里上学。父亲一开始是在隔壁乡镇的小学教书,离家有30里地,父亲通常是骑着红旗牌的那辆二八自行车,前面载一个我,后面驮一个哥哥,艰难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大约两个星期往返一次,平时就住在学校给父亲分配的宿舍里。后来,父亲被调回了我们自己那边的小镇,离家开始近了,但我和哥哥除了周末会回家,其余时间也都是在学校的宿舍里。这样算起来,我和哥哥在家里住的时间其实不算很长,也就寒暑假吧,而且回来,哥哥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我们的外婆家。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布满大小石块的大马路上,父亲有时候为了跟我们炫耀他的骑车技术,会故意选择从一块石头上轧过去,然后看见我们的屁股离开座椅弹了起来,最后一起哈哈大笑,我很怀念那样的时光。

05

大约八九岁的时候吧,有一天,我在那张黑色木桌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张房屋的设计图稿,一看便知是父亲的手稿。从样子上看,像是我们家,窄窄长长的,父亲画了三层楼。我兴奋地跟哥哥说,我们家要盖新房了!我已经忘记哥哥当时的反应了。

后来,从一个村干部那里听说我们前屋的粮站(当时还算是公家的)要卖,父亲便开始打起了买房的主意,据说当时还有好几家人都抢着要,父亲是去求了威望比较大的叔公帮我们撑腰,最后才买下了它。也是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每年的大年初一,父亲一早便带着我和哥哥一定要先到这个叔公家拜年的。即便是那一年,父亲被别人的炮仗意外炸伤了腿,一瘸一拐的他也没有落下一大早的拜年,父亲一直都感激叔公的这份恩情。小时候的我们,其实是不太情愿去的,因为每次去,都会被他们家的大狼狗吓得两腿发抖。

近两万块的房款,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无疑是笔巨款。钱自然是不够的,父亲东拼西凑借了不少,才吃力地将它买下,成为了父亲真正意义上的房子,只是这栋房不似后来那两栋由父亲亲手设计建造而已。

由于之前是粮站——用于存放粮食的,所以,这栋房子的格局和材料跟普通人家的房子都不太一样——只有一层楼,但是楼层是很高的,估计得有4米。客厅相当大(应该是以前用于办事的大厅),足够容纳十张大圆桌。厅的两边是对称的四间房,应该就是存放粮食的地方,所以特意用了青砖铺就而成,听说底下还铺了木炭,用于防潮。房间面积很小,估计也就6-7平米吧。大门是由四扇高高的、可以折叠的木门组成的,而且上面还有雕花,蓝色的油漆也掉得七零八落了,显得斑斑驳驳。对于这个大门,我和哥哥其实是颇有微词的,因为每年过年贴门神,都很考验我们的技术和耐性。大厅的北面有个后门,穿过后门,还有挺大一部分。里面有一口井,手压式的那种,但是好像因为挖得不够深,水质也并不好,基本被废弃了。井旁挨着的是挺宽敞的一间房,据说之前是粮站的食堂,然后依次是个餐厅和做饭的厨房。那个年代的房子,里面都是不带厕所的。

客厅的水泥地板有些坑坑洼洼,但因为面积太大,需要很多水泥,父亲为了省钱,只是在一些地方用水泥抹了抹。

房子的建造时间应该算是早的,属于那种土坯房——客家人以前的老房子好像都是这样的。白色的外墙,有些已经脱落了,裸露出黄色的土坯,好几处地方已经被青苔铺成了一层绿色,看起来很有年代感。

可惜以前没有相机,这幢房子好像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只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搬进这个家后,我和哥哥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间。我很兴奋,但也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害怕床下有鬼,而不敢睡。

举债的日子的确不是很好过,那些年,我记得我和哥哥过年已经没有办法年年都有新衣服穿了。甚至,我开始害怕过年,因为每次快到过年的时候,隔三岔五总会有人来向父亲讨债——烤烟工资啦、烟酒钱啦、买猪苗的钱啦……似乎那些年从来没有间断过。

我好像开始不开心了,我开始怀念起以前那个破旧狭小的老房子,怀念起以前每年有新衣服穿、有糖吃……那些虽不富足但不至于窘迫的日子。

别的小伙伴家陆陆续续都买了电视机,我们家没有。别人家陆陆续续开始安装电话机了,我们家也没有。

后来,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年,我们家也有了彩色电视机,是父亲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货。不管是不是新的,但从那以后,我们兄妹俩便不再需要像从前那样,一听到电视剧的前奏就开始撒腿往邻居家跑了。

家里的第一台电话机,好像也是到了哥哥要去西安上大学的时候才装上。

渐渐地,我和哥哥都长大了,也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只执着于是不是有新衣服穿或者是不是有糖吃。虽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有独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天地,总体我还是觉得好的。  

我常常会自己做点小东西,用来装扮一下自己的小房间。没有书桌,我便在那个笨重的、丑丑的方形木柜上钉上一块花色好看的塑料布,改装成了一个小书桌。没有书架,我便找来了一块长木板,把它放在靠墙的床头板上,想办法固定住,也变成了书架,书一摆上,也是像模像样的呢。喝完的罐头玻璃瓶,我会洗干净,用来装塑料管折的小星星,五颜六色的,甚是好看。有时候,我还会采一些漂亮的野花插在瓶子里……我在这样清贫的日子里,努力创造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满足和美好。

除了过年前被追债的那些天会比较不好过,其他日子,我觉得还是比较不痛不痒的,甚至还找到了一些小乐趣。

还没有电视机的时候,我们便经常四个人一起打八十分(扑克牌的升级游戏),组合基本是固定的——我和父亲一组,哥哥和大伯一组。父亲精于算计,所以我和父亲那组常常是从二一直打到A,哥哥一生气就耍赖,把牌都打乱,然后就不玩了。

后来,慢慢开始有了麻将。父亲便不怎么跟我们玩扑克牌了,他还是更乐意跟大人一起打麻将,有钱的那种。

有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开始把麻将桌都搬到我家的大客厅来,说是我们家客厅大,大家一起玩更有气氛。夸张的时候,居然同时有五六桌人在打麻将。整个屋子到处乌烟瘴气,加上洗麻将牌的那种嘈杂声,我很不喜欢那样的环境,便跟父亲提了意见,不让别人再来我们家打麻将。从那以后,我们家的大房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这栋房里,完成了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几个重要时期的跨越,也是这几栋房里住了最久的地方。可能也是因为这样,长大后的我,每次只要梦回老家,一定是在这栋房子里。

我出生的那栋小房,在大伯去世后,彻底倒塌了。左右两边都是邻居新修建的几层小楼,衬托之下,满眼尽是残垣断壁的疮痍,好不凄凉。

 

属于父亲的故事结束了,或许中国人都有筑巢守窝的强烈意愿,如今我把家安在了厦门。

因为手头并不宽裕,我们在岛外的大房与岛内的小房之间纠结过,但为了孩子的教育,我们最终选择了岛内的“小窝”。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啊!我们终于有了人生中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不管房子大与小,我们总算是结束了漂泊的岁月,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和体会到,房子对于我们的意义。也在那一刻,我才算是真正理解了当年的父亲。

房子装修的时候,即便我们做足了功课,但在选购装修材料和家具家电之时,总是一不小心,这个超了一点那个超了一点。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父亲当年建起那两栋房子是有多么的不易。

不可否认,在当下的中国,一套房子能衍生出的东西太多太多,它可能承载着父母对子女的庇佑和保护,也可能承载着年轻男女对未来美好婚姻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也可能承载着子女对父母的反哺,对中华孝道的诠释,也可能承载着我们对年少岁月留有的一份念想。一所房子承载着我们一日三餐、四季变换的人间烟火气,容纳着家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有房才有家,家因为有房变得更加安定。

龙应台说,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和一个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

栖身之处易得,但泊心之处难寻,吾心安处才是家,但愿你我从此都不再流浪。(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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