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建安论文：
闽籍作家黄文山历史散文试论
练建安
[摘要] 闽省素有“散文大省”之称，在闽省作家群中，黄文山素以“山水散文”著称。近年，黄文山创作了一批厚重的历史散文，其中，《历史不能细看》获郭沫若散文奖。“试论”对黄文山历史散文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认为其主要特点是：（一）精研历史，以史实说话，创作历史散文；（二）意高在别处，以作家的“文心”探寻历史的“机心”；（三）强烈的悲剧意识，揭示悲剧历史人物的悲剧性格；（四）以深情的笔触，构建历史散文灵魂；（五）为闽省“审智散文”注入新的生机等等。此外，“试论”还就黄文山历史散文的选题、语言及结构等进行了初浅的研究。
[关键词] 闽籍作家；黄文山；历史散文
一、绪论
福建素有“散文大省”之称，在现当代散文史上，涌现过林语堂、郑振铎、许地山、冰心等散文大家，时至今日，散文创作者人数众多，阵容庞大，其中不乏大家风范者。黄文山是创作成果较为丰硕，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创作风格较为突出的一位。
黄文山，1949年4月生，福建南平人，现任《福建文学》主编。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福建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1973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以散文随笔为主，曾获首届冰心散文奖和郭沫若散文奖。有《四月流水》（海峡文艺出版社）《山水相知》（作家出版社）《砚边四读》（作家出版社）等散文专著。
黄文山散文创作，一般认为，以山水散文著称，其《太姥山》《武夷三味》《溪源何处庵》《万木林》《黄岗山记》等作品，分别被《散文选刊》《作家文摘》及港澳台和东南亚诸多报刊转载，并先后入选《散文年鉴》《中国散文三百篇》《中国当代游记选》等书。
“从黄文山二十载文学生涯所得的创作实绩看，其文学创作比之小说创作、报告文学创作可能更引人注目。这个中缘由恐怕在于他的散文创作有着更为自觉的艺术追求，而且力求‘写人生的风景，写风景中的人生’。循此指向，我们可以从题材取向上将其作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写自然山水的风景，一类侧重于表现人生的风景”。[1]（曾焕鹏《写人生的风景，写风景中的人生——评黄文山的艺术追求》，载《福建文学》1995年第4期，第66页）
近年，黄文山在继续创作“山水散文”等的同时，把笔触探向历史的深处，写出了《历史不能细看》系列历史散文，并由此获郭沫若散文奖。
2006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黄文山的散文新著——《砚边四读》。该书由《书边读史》《天边读云》《文边读人》《砚边读画》四辑组成。其中《书边读史》收录了《历史不能细看》等16篇新作。从《砚边四读》的编排顺序等方面来看，作者对《书边读史》最为倚重。
本文试图就《书边读史》系列历史散文作一些初浅的研究。
二、黄文山历史散文概况
到目前为止，黄文山的历史散文见诸于报刊并结集为《砚边四读》中第一辑《书边读史》的有：《历史不能细看》《没有运气的李广》《刘巴为何不受信任》《被埋没的鲁肃》《魏延之死》《难以遮掩的战争阴云》《一句话引发的灾祸》《让人送命的“冷茶”》《西去的辽国》《看袁中郎诉苦》《王安石和他的变法伙伴》《谁杀害了岳飞》《无所作为的孝宗皇帝》《中国的几位太上皇》《清流张佩纶》等15篇。论及人物、事件的时间跨度从东汉至晚清，多与政治、军事、文化有关，篇幅多在2000字至5000字之间，凡八万余言。
三、精研历史,以史实说话,创作历史散文
历史散文,从广义的范围而言,是属于“历史小品”的一种。“五四”以来, “历史小品”蔚然成风,形成散文创作中的一大流派。据《中国现代散文史》（俞元桂主编，俞元桂、姚春树、王耀辉、汪文顶执笔，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认为：“历史小品是一种复活史实史事和历史人物的小品文，可以用来借古论今，托古寄怀，也可以用来普及历史知识，开阔读者视野。”[2]还认为：“历史小品的首倡者是曹聚仁。他先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历史小品脞谈》，又为《小品文和漫画》写了《怎样写历史小品》，提倡小品文向历史题材开拓新路。茅盾，天帝，郑伯奇，洪为法等人陆续著文响应，参加讨论。有的对历史小品和历史小说不加细致区分，以鲁迅、郭沫若、茅盾、施蛰存、刘圣旦的历史题材为渊源，有的以荷兰房龙《人类的故事》为范例，以为在‘历史小说’以外，可以有‘历史小品’。这就是用故事形式演述历史，不用小说的虚构，而只把史实来‘故事化’”。当时的试作者除曹聚仁外，主要还有陈子展，阿英，黄芝冈，周予同，王伯祥，何封等，一时被目为与当时盛行的幽默小品、科学小品并行的新兴小品文体。”[2]
黄文山《历史不能细看》系列历史散文，主要取材于《史记》《汉书》《三国志》《宋史》《清史稿》等史书典籍，以此为基础，不用小说虚构，把史实故事化，复借古论今，托古寄怀，注入现代人情感并冷峻审智，发乎为文，这正是历史小品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时下，文坛风气之一，以大为尊，如文化大散文云云。其实小品不小，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诸大家多有小品文佳构，周作人、林语堂等以幽默小品闻名于世。
黄文山的历史散文相对于历史小品的最大特征，论者以为是它的美文特质。
四、意高在别处，以作家“文心”探寻历史的“机心”。
著名学者杨健民在《意高在别处——近读黄文山散文》（《福建文艺界》2005年第2期，第62页）中说：“《历史不忍细看》为文山争得一个荣誉。其实更重要的是，文山获得了另一种散文思维的方式。文山陆续写了一组‘历史不能细看’的文章，历史的机心在作家的文心中有了一种令人细看并咀嚼回味的契合性。”[3]
所谓作家的“文心”，这里包括了作家的情感世界心灵世界；历史的“机心”，应指历史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秩序。在《历史不能细看》一文中，开宗明义的指出“历史不能细看。……历史很大程度上只是大处着墨，更何况，还需要为尊者讳，为名人遮，为君王避，为时政忌。因此，读史时，常常会读出几分含混，几分闪烁”。因此，作者认为“何妨细看一下，透过发黄的宗卷触摸一次历史曾经跳动的脉搏呢？”[4]
“透过发黄的宗卷”触摸“历史曾经跳动的脉搏”的过程，其实也是以作家的文心探求历史的机心的过程。曹聚仁在《文笔散策·历史小品脞谈》中说“人总是人，决不是神，人的意识形态总为他的生活环境所决定。我们写历史小品，和那些托古改制的人正取相反的方式：我们采取历史上的人物，把他放在原来的圈子里去，看他怎样过活？怎样组织自己的思想？和哪些人往来？在哪些事情上处怎样的地位？——钩沉稽玄，还他本来的真实，客观地描写起来，绝不加以否定的解释，也不涂上现代的色泽，这是我们写作的基点。”（转引自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1997年9月修订版第1版，第340页）林语堂也认为研究人很重要，他说“研究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或者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首先要认真研究那个时期的人，因为在文学创作和历史事件的背后，总是那些单个的人使我们产生最大的兴趣。”[5](林语堂著《中国人》)第一章《中国人·北方与南方》，第１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黄文山的历史散文的创作，正是遵循上述线路进行的。在他的笔下，冤屈的袁崇焕，不走运的李广，怀才不遇且孤傲的魏延，恃才傲物自命清高的刘巴，被埋没的鲁肃，王安石和他卑陋的变法伙伴，精忠报国的岳飞，无所作为的孝宗皇帝，甚至清末悲剧人物清流张佩纶，都没有离开他活动的历史时空，活动在其历史环境中，制约人的主客观因素在黄文山的提要钩玄中逐渐地清晰和再现。这种再现，剔除了“为尊者讳”等等的禁忌，在他细看的“文心”中，不再有概念化或程序化的脸谱。黄文山力图在沉甸甸的故纸堆中还原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世界的历史人物。因此，真实，可信，生动，鲜活。然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再现或说还原历史人物，简约地叙述历史事件不是黄文山的终极目的，他必须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探求历史的“机心”，也就是说探求出历史的基本秩序和基本规律，探求出导致这些历史人物从出场到谢幕所产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启迪人生。
五、强烈的悲剧意识，揭示悲剧历史人物的悲剧性格
在黄文山诸多的历史散文中，充满了悲剧意识。《历史不能细看》《没有运气的李广》《刘巴为何不受信任》《魏延之死》《难以遮掩的战争阴云》《一句话引发的灾祸》《让人送命的“冷茶”》《谁杀害了岳飞》等篇什，叙写的历史人物都是悲剧人物。历史，虽然不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不同的悲剧人物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其导致命运逆转的缘由尽管各不相同，但黄文山发现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性格决定命运。这一常理印证在许多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中时，黄文山不是简单地得出这一决论，而从史海茫茫中给出了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历史真相在时时被遮蔽的状况下，构成逻辑链条基点的证据链条的探求是极为艰难的，作家的“文心”此时有了一种驾驭全局感知历史洞察入微的机能，历史的“机心”往往闪闪烁烁，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然而，作者敏锐地寻获了它，把它演译成了历史散文的重要构件。
在《历史不能细看》之中，作者试图“透过发黄的卷宗触摸一下历史曾经跳动过的脉搏”，叙述明末崇祯皇帝误中皇太极反间计而误杀边关守将袁崇焕的过程，其简约的叙述与《明史》完全相符。在这里，黄文山有意避免了时下“历史文化大散文”惯于大段引述正史记载的做法，而采取简约的白话文叙述。接下来，黄文山开始透过历史的表象，从一闪即逝的间隙里，看出了袁崇焕由于性格因素所隐伏的杀机，大致有如下几端：一、说不负责的大话。如崇祯元年廷对何时结束东方战事时，十分轻率的答以五年为期；二、近乎跋扈。如在朝堂逼迫各大臣逐一表态保障其大军物资供应且不得制掣其用兵；三、以粮草供应不足为由下令逮捕巡抚毕自肃，当众侮辱，致使其自杀身亡；四、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黄文山在文章中以带思辩色彩的语言如数家珍一一道来之后，蓄势待发，点出了事件的突变——清兵攻破边墙，直逼京师。全城震动，纷传袁崇焕通敌。崇祯下令临迟处死袁崇焕。一代名将，冤屈至死。行文至此，黄文山极为节制，再次避免了时下“历史文化大散文”惯常的“滥情”写法，卒章明志，只是轻轻地点出一句：“袁崇焕没有在强敌面前打过败仗，但他却败在自己狂傲不羁的性格上。”[4]余韵无穷，发人深省。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语出唐·王勃《滕王阁序》，收入《增广贤文》，汉飞将军李广的故事流传广远。黄文山在研读《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找到了李广将军悲剧结局的一把钥匙，这就是列传篇末中的“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在叙述“飞将数奇”之后，作者说：“李广最后以自刎来结束自己多舛的人生，这也是他的性格使然。面对好大喜功的汉天子和如狼似虎的酷吏们，与匈奴经历大小七十余仗，不愿受辱的李广为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结局。”[4]
陈寿著《三国志》典籍中，黄文山取材为文者较多，其中的刘巴，一般人往往忽略，因为在“三国”的大量文史资料中，记述刘巴的文字十分简略，只有寥寥几段。刘巴善理财，在刘备初定成都时献计数策，“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举荐者诸葛亮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由于刘巴恃才傲物、自命清高，冷遇远道拜访的张飞，且口出狂言，刘备以为此人不可大用，自此，“刘巴一反常态，变得格外谦恭，格外循规蹈矩，除了起草文件，几乎无所作为。”[4]黄文山认为：“刘巴的遭遇，固然有他性格悲剧的一面，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那层挣不脱的人身依附关系。”[4]
此外《魏延之死》中的魏延，《难以遮掩的战争阴云》中的诸葛亮，《谁杀害了岳飞》中的岳飞等在黄文山笔下，都是有着悲剧性格的历史悲剧人物，但其行文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关心百姓善待士卒且富有韬略的魏延是因为“一生中最不理智”的举动被斩杀，而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恰恰是诸葛亮的战争思想将一个小小的蜀国长期绑在战车上，并最终送进坟墓。”[4]精忠报国的岳飞屈死风波亭，是“因为在秦桧的背后，是整整一个王朝制度。”[4]
《一句话引出的灾祸》则写北宋权相赵普的兴衰史，这位曾导演“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制定“更戍法”的权相，有时却是贪脏枉法、为人峻刻、嫉贤妒能的人，表面上是宋太祖因其“半部《论语》定天下”的一句话导致罢相，惨淡地离开大宋的权力中心。实际上，我们在黄文山《一句话引出的灾祸》的条分缕析中，早已认识到他可能的几种黯然的结局。在这篇文章中，黄文山对于性格之说，不着一字，而事实上，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赵晋的性格与命运的关系。这，也许就是一位成熟作家行文运笔的高明之处。
《让人送命的“冷茶”》叙述东周时期的一段历史，公元前575年，晋楚两军激战于河南鄢陵，楚将芈侧因贪杯误事，羞愧自杀。而芈侧贪杯的原因是他的侍从谷阳送上的“冷茶”（酒）。由侍从的“拍马”引发了楚将悲剧。行文至此，作者顺势而下，引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恒公因宠信竖刁易牙两位小人而饿死宫中的悲剧。竖刁是自愿接受宫刑而入侍者，易牙则杀亲子献肉齐恒公者。齐恒公不纳管仲忠言警惕小人，最终自食其果。这篇文章，作者同样无片言只字道及主人公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却不言自明。
五、以深情笔触，构建历史散文灵魂
著名作家冯牧曾以多个比喻对散文作过界定：“真实，是散文的生命；感情，是散文的灵魂；朴素（或简洁），是散文的风度；精美，是散文的品格。而这一切，只有当作家对他所抒写的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怀有真挚深切的感情的时刻，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6]（冯牧，《读郭保林的散文新作》，《文艺报》，1995年5月28日）。吴周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审美特质论》中的指出：“关于中国现代散文审美的特质，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这就是‘真’；如果用一个关键词组来概括，就是：作者的‘本真’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这就是：作者绝对真实地抒写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并且绝对真实地抒写自己的内心体验和对客观事物的感悟与思考”[7]（吴周文，《中国现代散文审美特征论》，《扬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35页）。
从冯牧和吴周文的散文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感情”在散文创作中位居要津，冯牧甚至把“感情”上升到散文的灵魂的高度。纵观黄文山历史散文，平静叙述中蕴含的炽热感情似乎触手可及。如：
……以明朝为例，在明代被杀的边关守将中，袁崇焕的死大约是最冤屈的。他没有兵败失地之过，却生生被诬陷为叛敌，是引清兵破边墙进犯京都的罪魁祸首。……凌迟之刑本来就够痛苦了，然而袁崇焕却眼睁睁地看着他冒着枪林弹雨拼死保护的京师百姓这样残忍地对待他。这样的痛苦，才是最最不能忍受的。[4]
在《没有运气的李广》一文中，黄文山叙述了李广因迷路而延误军机不甘受辱而自刎的经过后，以大篇幅分析了“飞将数奇”背后隐藏的历史“机心”，结尾之时，他写道：
当李广的死讯传出，全军上下一片痛哭。老百姓认识或不认识的都为他流泪。他们痛哭的自然不仅仅是李广的遭遇，而是一个黑白难辩的时代。
对此，著名学者杨健民在《意高在别处——近读黄文山散文》中说：“冷静和理性，使得他在对于历史片断和历史人物的描述中，坚决地摒弃了抒情，而骤然掉转身子把记忆的根源蜿蜒地植入历史的纵深或者某个痛处。”[3]这里，“摒弃了抒情”大概系指摒弃无病呻吟式的“滥情”，因为，在上述这段文字中，笔端之间已蕴含热泪，再写一段抒情文字，已经纯属多余。
有时，黄文山的笔端又是怜悯的，如《魏延之死》，他写道：
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屈辱地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而杨仪的命运并不比魏延好多少。当他回到成都，以为会被授以重任，但后主根据诸葛亮的临终嘱咐，只是给他一个中军师的虚职。杨仪大为不满，说出许多不该说的话，经人举报，被废为民，最后自杀身亡。其实，他们两人的命运，都是诸葛亮生前就安排好的。一心想挣脱命运缰绳的魏延，最终还是落下个身败名裂的下场。[4]
《西去的辽国》让读者感觉到作者笔下流出淡淡的喜悦与由衷的赞叹。此文叙写辽国行将灭亡之时，大将耶律大石率部跨越翰海沙漠行程万里，在西域开疆拓土建立西辽的史实。
作者写道：
他有匡复辽国的志向，但又不像许许多多亡国的志士那样，为行将毁灭的王朝作苦苦的争斗，直至洒尽最后一滴鲜血。毋宁为一具死尸殉葬，不如诞生一个新人。他审时度势，以灵活的斗争策略和创造的思想，毅然踏上无边的沙漠，扬鞭西去。迈出这一步，对于作为贵族后裔和辽朝高官的耶律大石，尤为不易。这更需要无畏的精神，需要决绝的勇气和顽强的意志。[4]
《谁杀害了岳飞》大概是“历史不能细看”系列中最具份量的一篇，此文对因“三字狱”千古奇冤而受害的岳武穆寄予深情，然而，作者在夹叙夹议中，文笔是极为平和而冷峻的，却又分明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悲剧意识。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大意）。澄清谁杀害了岳飞这一历史要案，作者的结论并非传统所言高宗害怕岳家军直捣黄龙，迎回徽钦二帝，而帝位不保；也不单纯是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尖锐矛盾；而是“在秦桧的背后，是整整一个王朝制度。”[4]也就是说，整整一个王朝制度成了撕碎美好事物的元凶。在这里，显示“美好”，强烈的情感因素就蕴含其中了。试举数例：
……岳飞是南宋初年最杰出的抗金将领，在张俊、韩世忠、杨沂中、刘光世、岳飞五支抗金大军中，岳家军军力最强，纪律最严明，战功最显赫，是南宋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
……是岳飞、韩世忠他们打退了金兵，才使得南宋保有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
……这时的岳飞已经预感到祸之将及，日夜不安，心情十分沉重。他在一首《小重山》词中细诉自己的苦闷心绪：“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但不等岳飞找到解脱的办法，在高宋皇帝的默许下，秦桧等一干人已迫不及待地对他下手了[4]
传统散文理论中，有“形散神不散”之说，这个“神”亦即灵魂。在黄文山的历史散文中，我们可以时时读出作为“神”或曰“灵魂”的情感因素，从更广阔的范围而言，文学即人学，是情感世界的艺术。司马迁作《史记》，后人评说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绝唱”是说这部记传体史书的经典地位；“无韵离骚”则无疑是感情充沛之作。因此，后人读《史记》，常作为文学经典。“情感”，构建了黄文山历史散文的灵魂，“情感”的艺术运用，是黄文山历史散文广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
七、黄文山历史散文的审智因素
著名学者孙绍振在《南帆：迟到的现代派散文——兼论学者散文的艺术出路》中说：“中国当代散文本来积累最为丰厚的艺术基础是抒情和幽默，南帆的散文有非常明显的反抒情的倾向，虽然他不乏幽默感，但他却谨慎地节省着幽默情趣，避免幽默妨碍他思想的深邃。他的散文主要是追求智性的、审智的，而不是以情感为主的审美散文。”[8]（陈济谋、杨少衡主编《福建文艺理论丛书》，海风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3页），在同书中，孙绍振对南帆、萧春雷和丹娅等的审智散文或审美和审智交融的散文进行了理论化、系统化的阐述。在《审美和审智的交融——读丹娅的散文》中，孙绍振指出：“我们福建的散文，最大的问题是许多作家没有自己的追求。对于抒情美文乃至滥情的潮流的一味因循，不清醒，已经使许多有才气、有准备的散文作者的天地和心灵变得越来越狭窄了。……而超越抒情的审智是现代派的特点，是现代小说、诗歌早已到达的层次。由于历史的原因，散文落伍了。清醒的散文家正在向审智前进。”[8]（同上，第57页）。
黄文山正是这样一位清醒的散文家，他洋洋大观的“山水散文”中，就有审智因素的存在。刘忠诚说：黄文山的散文堪称大家风范。……黄文山的散文在散文的基础理论上有四个大的突破。其一，是突破“托物言志”……；其二，在移情移觉的基础上，与笔下的山水、笔下的大自然，建立起了与之对话的某种深层话语的同构关系……；其三，感觉作中介，通过这个中介抵达审智，而不是主题的直通车或以裸露的情感为中介……；其四，感觉不仅在此处，而且在别处。[9]（刘忠诚，《心智的天地与散文的出路——福建散文对散文说不》，《世纪论坛》，第89页）。值得注意的是黄文山“山水散文”的审智因素，在历史散文中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主要体现在探索历史真相、谋篇布局、行文运笔间充满思辩色彩。
在黄文山的系列历史散文中，“细看”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探索历史真相的过程。史识的美文演译使其整体充满了思辩色彩。这种理性，亦即审智。
《历史不能细看》，黄文山回答了袁崇焕这位边关大将悲剧的成因，人的看到，是因为崇祯的刚愎自用生性多疑，是袁崇焕好出大言近乎跋扈等性格因素以及明清之间严峻的敌对形势，导致了悲剧的产生。
《没有运气的李广》，黄文山对于所谓的“运气”进行了令人惊叹的解读，黄文山说道：“运气固然重要，但飞将军李广仅仅只是被运气拨弄吗？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汉武帝用兵肚里有一个小九九。皇亲贵戚率领的都是经过挑选的精兵锐卒，装备也格外精良，还配有熟悉地理的向导。而李广等诸多老将的部队无论是士兵的身体素质还是战马和兵器都赶不上他们，也没有向导。所以身为皇亲的卫青和霍去病千里出击，总是所向披靡，老将们则常常迷路，延误军机以至打败仗。”[4]分析了“运气”问题之后，黄文山对飞将军李广自杀身亡的分析，则是从《史记》中记载李广“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中寻获解读历史真相的钥匙并结合现实，作进一步的阐发。黄文山写道：“憨厚得像普通老百姓，不善言辞，这应该是他在官场中不得志的原因呀。像李广这样，外表既不出众，又不会花言巧语，更不懂得投机钻营，只是一味埋头实干的人，自然是吃不开的。再加上运气不佳，等待他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退一万步说，即便李广运气不错，但仅凭军功就能做到仕途顺畅吗？恐怕也未必。就算能躲避身前的明枪也难防背后的暗箭，险恶的倾轧和争斗，老实巴交的李广哪里是他人的对手？可见古往今来，官场之道同此”。[4]
《刘巴为何不受信任》，一般人读《三国志》时，大概只能得出恃才傲物、自命清高的答案，然而黄文山联系到周边国家魏吴的关注及孙权、刘备的人才观，冷峻地一语破的：“刘巴的遭遇，固然有他性格悲剧的一面，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那层挣不脱的人身依附关系。”及此，作者又推进一层：“然而这样的遭遇，千百年来仅仅发生在刘巴一人身上吗？”[4]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被“埋没”的鲁肃》，黄文山将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和正史《三国志》中的鲁肃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在罗贯中先生笔下忠厚而又平庸的好人，“平庸到成为诸葛亮神机妙算和关羽忠勇过人的反衬”的鲁肃，在《三国志》中，鲁肃实际上是宽容忍让、大智若愚、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将帅。由此，黄文山目光锐利地发现了历史假像中的一种奥秘。“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将帅，在文艺作品中本应该光辉四射。然而，有意思的是，鲁肃不曾被时势埋没，却被千百年后的文人们埋没了。”[4]
《魏延之死》和《难以遮掩的战争阴云》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整体，作者黄文山虽在写作上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是两文对三国局势的研究、分析、推演却是一脉相承的。两文中，蜀相诸葛亮可谓无处不在，如一只无形之手，拔弄着魏延、杨仪乃至蜀国的命运。前者着重写诸葛亮对魏延、杨仪的偏见暴露了其性格弱点摧折了两位栋梁之才，后者着重写诸葛亮“以攻为守”穷兵黩武的战争思想导致了蜀国的最终败亡。四川成都蜀相祠堂的楹联也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黄文山在《难以遮掩的战争阴云》中，是雄辩的，即便是千古名篇《后出师表》也被他质疑。黄文山写道：“但诸葛亮坚持他的战‘争理论’，在那篇有名的《后出师表》中，他有五个‘不解’，也就是五个用兵的依据，只要细细分析，都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他的第一个“不解”是说高帝（刘邦）那样英明，身边的谋臣那样能干，还涉险作战，危然后安。而现在陛下（后主）不如高帝，谋臣不如良（张良）平（陈平），居然想不靠打仗坐定天下，行吗？而第五个理由是说这些年来，赵云、阳群等一大批将领相继去世，这些都是几十年间从四面八方网罗来的优秀人才。如果不打仗，那么再过几年，将自然损失三分之二，那还靠谁去破敌？”[4]此处，黄文山只是巧妙地将《后出师表》的“五不解”中的“二不解”如实地演泽一番，诸葛亮的战争依据的不合理之处即一目了然。这是因为，在赤胆忠心的诸葛亮“悲情”上表的语境里，刘禅及以后的读者，以情感驾驭了理性。而黄文山实事求是的理性演译，却使是非得失重新浮出了海面。这一手法，或许也正是理性散文或说审智散文超越情感散文之处。
《王安石和他的变法同伴》一文中，黄文山展示了政治小人吕惠卿等人的种种卑劣行径，对“君子”以及“小人”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这篇文章的结尾，黄文山写道：“当听说新法被彻底废除，王安石黯然神伤，不久离开了人世。只是他至死闹不明白，变法本是富国强国的好事，为什么老百姓不喜欢，而那些争名逐利、狗苟蝇营的小人们却都奔着它来了。”[4]这段话，可以理解为黄文山对一些历史迷团至今还没有解开，也可以理解为是审智因素在散文中的一种叙述策略。
《谁杀害了岳飞》是从宋王朝的政治制度的角度展开思辩的，昏君奸臣而外，是制度杀人，随着作者文笔的层层推进，读者看到了宋王朝这个“黑白难辩”时代惊心动魄的一页，并不由掩卷长叹。
理性的、审智的力量震撼并感动着读者，也使黄文山历史散文魅力大增，以致于《散文选刊》《作家文摘》《领导文萃》等竞相转载，并获郭沫若散文奖。《看袁中郎诉苦》《西去的辽西》《中国的几位太上皇》《清流张佩论》等篇什，理性的、审智的光芒同样几乎无处不在，穿贯始终。限于本文篇幅，此处不再一一论述。
杨健民在《意高在别处——近读黄文山散文》一文中说：“文山的视角终于转到了历史的背后。历史不是别的什么，历史是时间之轴。无论是历史，还是历史人物，数千年来已经构成文学的种种宏大的或者微观的叙事。文山正是站在这个时间之轴的某个点上，注视着这个时间之轴已经上演的故事。在这些宏大的或微观的叙事中，文山读出了几分含混和几分闪烁，他有理由为自己选择一种精神性的绝响和回声。”[3]黄文山“注视”、“读出”和“选择”应该就是别具慧眼的“审智”，应该就是智性在历史散文创作中的运用。
八、选题、语言及其结构
史海茫茫，迷团如恒河沙数。历史散文，如何在这一“时间之轴”上选择其中的“宏大的或微观的叙事”换句话来说，如何选择历史事件和人物演译成历史散文？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读史过程中，有感而发是肯定的，但并不是所有零碎的、游丝般的感悟都可以发散成文且震撼或感动读者，如果仅仅是将某个历史的断片取出图解，这仅仅只能停留在“古文今译”或“历史小故事”的低级层面，不用说如黄文山这类散文名家，就连一般的散文习作者也不屑为之。因此，精确选题就成为历史散文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正如杨健民所言：“文山有意选择了那些黑白难辩的时代，黑白不清的人物，这是文山的机智和题材策略。”[3]这种机智和策略，是建立在精研历史典籍和以作家的“文心”探寻历史的“机心”的基础上的，蕴含着作家理性的、审智的艰难而曲折的心智过程，蕴含着作家深厚的历史文化学养。作家应在总体上把握住历史的潮流洞察全局以分辩出“黑白”，因比，作家的选题，一方面是机智与策略的，另一方面则是“弄险”。时下，我们常见一些“历史文化大散文”，选题气势磅礴，如唐诗宋词之旅一类，然后是东拼西凑引经据典，然后是牵强附会的描述，然后是无病呻吟的抒情和感叹。应该说，这类“历史文化大散文”的选题无可厚非，只是因为作者没有必备的史识与才情，“为赋新词强说愁，”强已所难，淹没在一大堆史料和“滥情”的狂潮中，不知所云。黄文山历史散文在选题策略上的成功之处，归根结底，源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学养和作家的“雕龙文心”。
黄文山历史散文的语言是诗意浓郁的，给人一种清新、简约、潇洒、优美之感。这一特征，继承了其“山水散文”的语言优势，有关这一点，闽省内外评论家多有评及，不胜枚举。历史散文之所以为历史散文，语言是一个重要的标识。难以想象，假如黄文山在《历史不能细看》系列历史散文中，在难以避免地复述历史记载时，使用的是“古文今译”的语言而不是散文语言，这种历史散文还是多大的价值？笔者研读黄文山历史散文中发现，其浓郁诗意的语境营造，更多的是借助于清新、简约、潇洒、优美的语言，叙述方法是跳跃的，跳跃过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加以概括，代之以散文语言，这就极大地扩充了其历史散文的张力。
如《谁杀害了岳飞》一文，其中写道：“但南宋一开国，情况就不同，高宗赵构刚登基就被金人撵着屁股打，一直跑到温州，还一度在海船上以躲避金兵的锋芒。而手下的一班文臣只会跟着逃命，一点退敌的本事都没有。是岳飞、韩世忠他们打退了金兵，才使得南宋保有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但战争的狼烟并没有因此消散，金人的铁骑还在江北的大地上驰骋，由于南宋一直面对强敌的压迫，军人的作用便日显重要，军人的声音也逐渐由弱变强。但这显然与宋的立国制度格格不入。”[4]这段历史，查明·陈邦瞻撰《宋史记事本末》为《卷五十六·金人入寇》至《卷七O·岳飞规复中原》，时间跨度约为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至高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共11年，在此期间，据《宋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就发生过“金人入侵、二帝北狩、张邦昌僭逆、高宗嗣统、李纲辅政、宗泽守汴，两河中原之陷、南迁定都、金人渡江南侵、苗刘之变、平群盗、金人立刘豫、张浚经略关陕、吴王介兄弟保蜀、岳飞规复中原”[10]等等历史大事件，洋洋数十万言。黄文山简约的散文语言，则高度概括了这一段头绪纷繁复杂多变的历史。《谁杀害了岳飞》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半部浓缩的南宋军事史。黄文山历史散文语言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再如《难以遮掩的战争阴云》中，“自蜀后主建兴五年起，诸葛亮连续八年发起北伐魏国的战争，直到他在五丈原去世。这一系列战争，虽取得一些小小的攻城略地的战果，但总体上是得不偿失，特别是耗费了蜀国巨大的财力和民力。朝廷上下，渐渐就有了反对声。”[4]诸葛亮七出祁山北伐中原，其间有多少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风云，有多少可令文笔生辉的历史资料，在“历史文化大散文”作者的笔下，可以是千言万语，至少，诸葛武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可以使“历史文化大散文”作者来一番“长使英雄泪满襟”式的大段抒情。然而，在黄文山的笔下，我们看到，是极为简约地一笔带过，接着，便是点明战争的结果和影响，由此推进一层“朝廷上下，渐渐就有了反对声。”[4]下文则是从《后出师表》中看出诸葛亮战争理论的不合理之处，诸葛亮打压反战声音、战争暂停休养生息、姜维继续十二年北伐民穷兵疲、邓艾阴平度险二千饥困士卒击溃蜀军以逸待劳的七万大军。黄文山在文末写道：“实际上，当听说邓艾军队掩至，蜀国‘百姓扰扰，皆奔山野，不可禁制，’九泉之下的诸葛亮对么也只能徒唤奈何了。”[4]纵观全文，不过2000余字，诗意浓郁、清新、简约、潇洒、优美的语言，形象而理性地展现了蜀国“难以遮掩的战争阴云”及其败亡的因由，力透纸背，令人掩卷长叹！
苏轼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这段话，说明了随物赋形的散文结构的自适特性。
一般认为，结构是文章内容有序的组织和有机的构造，是在表现内容的过程逐渐形成的形式因素之一。纵观黄文山的历史散文，至今为止，多为精致短篇，每篇一般控制在2000字至5000字之间，多一事一议，旁征博引，寓理述义。笔者认为，其结构的最大的特征正是随物赋形。这一特征是由历史散文的内容所决定的，内容决定形式。《历史不能细看》既是单篇文章，也是黄文山历史散文的总标题。既然旨在“细看”历史，当几经曲折看清了历史的本真时，就必须“止于不可不止”。而既然黄文山散文是优美、诗意而简约的，也就不可能出现寻章摘句大掉书袋和不加节制的抒情；因黄文山历史散文是审智的，其起承转合，没有任何多余的过渡、铺陈和渲染。因而，我们阅读黄文山历史散文时，也看到了其随物赋形的精致结构。
九、余论
本文对闽籍作家黄文山历史散文进行了粗浅的探讨，黄文山历史散文的大量产生，对于作家个人而言是从“山水散文”的转型，对于闽省散文界而言，则是为迟到的闽省审智散文流派注入了新的生机。作为一位具大家风范的散文名家，黄文山的历史散文创作无疑具有更大的拓展空间。有关黄文山历史散文的深入研究，既是对当下闽省“审智散文”流派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对闽省文坛的散文创作而言，也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曾焕鹏著《写人生的风景，写风景中的人生——评黄文山散文的艺术追求》，载《福建文学》1995年第4期，第66页至第68页。
[2]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修订本第1版。
[3]杨健民著《意高在别处——近读黄文山散文》，载《福建文艺界》2005年第2期，第62页。
[4]黄文山著《砚边四读》，作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5]林语堂著《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页。
[6]冯牧著《读郭保林的散文新作》，《文艺报》，1995年5月28日。
[7]吴周文著《中国现代散文审美特征论》，《扬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35页。
[8]陈济谋、杨少衡主编《福建现当代文学评论集·孙绍振评论专栏》，海风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9]刘忠诚著《心智的天地与散文的出路——福建散文对散文说不》，载《世纪论坛》，第88页至第90页。
[10]《史记》《汉书》《三国志》《宋史纪事本末》《清史稿》等相关史籍相关记载。
[11]罗贯中著《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7月北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