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溪，蓝溪

邱锡凤

一

我的小孩一个在上杭出生，一个在福州出生，但是，他们的根与他们父亲的一样，在上杭蓝溪。因为，我的故乡在那儿。

说起来，我本来应该姓范的，因为我父亲是从蓝溪梅永定坊的一个范姓人家抱养来的。

然而，抱养我父亲的并不是我的爷爷。那时候我的爷爷已经不在人世好多年了。爷爷遭遇不幸后，我奶奶的婆婆为了不让长期孀居的我奶奶改嫁，便张罗着给她抱来了一个刚刚过“十二朝”的男婴。在定坊村口靠近黄潭河的那棵大樟树下，在香火氤氲之中，尚在襁褓中的父亲认了大樟树为“爷哩”（父亲）后，便被抱到了蓝溪曹田圩上的丘家，成为丘家“驳后代”的种子。

父亲的奶名也由此而来，大人们都叫他“树头佬”。但是，遇到与亲房长辈起争执时，人家就会很恶毒地骂父亲“野子”（野怪子）。客家话的“野子”，换成普通话的说法，叫“野种”或“杂种”。在客家人的语言环境里，这是杀伤力十分强烈的攻击性语言，被如此指称的人，是会找你拼命的。因此，父亲虽然从范家抱来，一般人也决不敢当面这么说他，一来出于乡村社会传统礼仪，二来父亲在二十郎当岁时已经以一手木匠技艺闻名于乡里乡外。那么，再胆敢恶口烂舌以“野子”毒骂我父亲的，就只有他那些刁钻凌人的长辈了。这是后话。

按照身份证号码，父亲出生于1938年的农历4月26日。

这个时点，距离抱养他的养母的丈夫不幸辞世，已经整整7年了。

父亲、爷爷的如此这般身世，引起我的兴趣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在家乡中学念高中。可是直到大学毕业，我才有机会从地方民政部门辗转抄阅到相关记录。这些能够被政府所公开的资料，真真正正叫只言片语：烈士姓名丘新桂，男，1911年生，入伍时间1926年，担任共青团觉田支部宣传委员，1931年4月误以为社党杀于白砂乡，政策落实平反为革命工作人员。

我隐约觉着，这寥寥数十个汉字的一鳞半爪的文本记录，已经向世人出示了一份隐藏着丰富历史信息的个人履历证明。在这段简约的历史记录中，最令人触目而疑惑的字眼就是“社党”——“共产党”之外，这是何方神圣？

这样的疑惑缠绕着年少的我许多年。资料的极端匮乏，个人能力以及社会资源的局囿，使我久久不能解开心中的谜团。

直到多年以后，我又获得了一份盖有公章、编制有政府公文序列号的官方文件。这份由上杭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1月12日制发的文件，以官方的权威确认了我爷爷的“红色革命者”身份。在这份编号为“杭政字第18-20号”的《平反昭雪证明书》中，有如下明确记载：“蓝溪公社蓝溪大队丘新桂同志系革命工作人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现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到这时，爷爷短暂而壮烈的一生，由残存于父辈叔伯们的模糊记忆，和已经允许公开的点点滴滴官方记载，以及陆续面世的当事人撰写的文史资料，渐渐地清晰起来。

那是在满清末年，世居蓝溪曹田坎头屋的丘荣如，或许久无子嗣，或许多所夭折，便为求得彩头，从丘家另一房头买来一子，并取名“来彩”。不知是否上天恩宠垂怜，此后，他竟一连生下了三个儿子，老二取名奇彩，老三大号迎彩（丘氏族谱云其满子失考）。如此这般，对于生活在“多子多福”中华传统中的客家人来说，当然是值得庆贺的事。但是，这三个儿子却并未继续给丘家多争口气，他们都分别只遗传下一个男丁：老大丘来彩与同乡茅庐山的赖来金氏诞下长女丘德香后，依次迎来了二儿子丘新桂和第三胎的女儿丘金香，而老二丘奇彩则仅得一子，老三丘迎彩也仅有一子一女。不过，对于作为祖父的丘荣如来说，这样的一个大家庭无疑也是令他感到宽慰的。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也不曾想到，任教于当地立本小学堂的丘新桂，因为参加红色革命活动并最终惨遭不白之冤，动摇了这个传统家庭的巍峨大厦。

我们将时间推送到1930年。这年10月，蒋介石调集大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展开大规模“围剿”行动。一时之间，苏区阴云笼罩，不少红色区域沦陷。

1931年春节前夕的一天，寒风肃杀。在闽西长汀南阳的龙田书院操坪上，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正在举行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大会。主持大会的军政部主任李任予发言结束，情绪振奋的第100团团部青年干事吴拙哉起身振臂，在当时刚刚时兴的热烈的鼓掌声中高呼起口号：“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就是这一声呐喊，以及连呐喊者自己都搞不懂什么意思的这两个新名词，撕开了“旷世冤案”——闽西肃社党事件！

一时之间，闽西大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至人人自危。一批又一批“莫须有”的“社会民主党”分子，被揭发出来，被牵连进来，然后五花大绑，不容辩解也无需审判，被匆促枪决或砍杀！

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确认，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鼓舞下，闽西的“肃社党”事件被进一步推向高潮。1931年4月，王明等把持的中共中央发出《给闽粤赣特委信》，强调必须肃清内部即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这给冤案的制造者们又打了一剂强心针。而“肃反”的扩大化，最终给党、政府、红军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正是在这个南方的天空依旧肃杀清冷的1931年4月，担任共青团觉田支部宣传委员的丘新桂，被冤杀于上杭白砂，年仅20岁。

有关爷爷的生平，更多的细节则至今阙如。那些斑驳的真相，乃至血淋淋的事实，也许依旧尘封于有关历史档案馆中。

爷爷遇难的噩耗传回曹田老家后，我奶奶的“老官”（公公）丘来彩竟当场气急攻心，肝病发作，不日归天。奶奶的“家娘”（婆婆）赖来金氏亦郁郁寡欢，竟日以泪洗面，几近发癫。

呼啦啦大厦将倾。可怜的奶奶，成婚不久即遭此变故，一时六神无主。而在闽西大地疯狂“肃反”的“红色恐怖”气氛中，由于害怕受到牵连，丘奇彩、丘迎彩与丘来彩遗孀三兄弟子嫂赶紧分家，各各自立门户。奶奶的婆婆此时尚沉浸在丧子、丧夫的巨大悲痛之中，而奶奶此时芳龄廿一岁，尚无子嗣，万念俱灰，了无留意。因此，偌大家业任由其余两子叔伯、两堂兄弟们摆布。

二

这样碎片式家族记忆的亲身体验，至少是我对作家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抚摸岁月》甫一面市即击节赞赏的心里动因之一。我在为首度提笔写作的上杭籍作家何英女士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所撰写的评论文章中，丝毫未隐瞒内心的喜悦与激动，认为它是在“‘必须’的时刻，‘必然’地出场”，并且“给了紧张的现实、忙乱的人们以凝神沉思的入口”。

家族的记忆，个人的历史，在国家大历史的巨幕上往往难留痕迹，甚至也往往在一代代的口口相传中被渐次稀释和遗忘。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发出感慨，“要始终睁开自己的双眼，去检视人生、洞察过去，对细节和真相保持足够的敬畏，并在细节和真相的基础上重建真理的大厦。”个人也好，国家民族也好，正是这样一步步强大起来的。

家乡也不例外。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故乡蓝溪与共和国土地上的其他乡村一样，开始了历史性巨变的进程。

打从赴省城上大学以后，曾经的“家乡”蓝溪，就与我渐行渐远，日益成为内心深处安放的“故乡”了。大学毕业后，我在县城工作，只有年节假日，或者老家有什么事情，才会回到乡下，且都来去匆匆。每每，人在老家的屋檐下，心却总还牵挂在别处，或为工作，或为内心隐秘角落的某种未竟的理想。

倏忽几年之后，我真就带着家小，完全离开了上杭，也离开了故乡蓝溪，奔向了省城，去为梦想而努力。

这下，蓝溪，结结实实成为了游子的“故乡”了。那时，福州与上杭的距离，是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行程，再加上三四个小时的汽车接驳。有一回，就在除夕的前一日，因为未能买上春运的火车票，我们一路从福州乘车到泉州，又从泉州到漳州，再从漳州到龙岩，最后从龙岩到上杭的班车辗转。因为，父亲母亲在蓝溪，兄弟姐妹在蓝溪，亲戚朋友在蓝溪，蓝溪就是家的方向，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心灵的栖息之所。即使，那时女儿尚在襁褓，嗷嗷待哺，一路颠簸，也在所不惜。

一晃，三十多年就过去了！当年的“分田到户”早已成了历史名词，农村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城市，在经济发展的狂欢中日益膨胀，它与我每次回故乡所得的印象，依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直到那一年的那一天，我才猛然惊觉，故乡蓝溪，与无数的乡村一样，真的在凋敝，悄悄的，慢慢的。

2010年5月6日下午，父亲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爷爷亲手种植的几棵护磡的百年老榕树，倒下了一棵！寥寥数语之间，我感觉得出父亲内心的戚戚，心想或许由于连日暴雨，令其心情更为低落。过了两天，父亲告诉我，有广东人出价万余，欲买下这颗“阵亡”的古榕。父亲特别交代村里，将这钱全部用于砌筑损坏的高磡——路面距离磡下小溪的水面，足足十来米高，而这道路是蓝溪小学的学子们上下学的必经之路。

这所小学到我家老屋，不足五十米。每逢早上，灶下那一大锅稀饭来不及熟，米饭也还无法用笊篱捞起，我就得赶紧挎起书包，先上学去。等到第二节下课，利用做广播操前老师来整理队伍的那一点点间隙，三步两脚飞奔回家，囫囵一碗稀饭啥的，或干脆从饭甑里扒拉起一团干饭，一边啃着，奔跑回操场做操。

当年这中心小学的繁盛，仅从放学时分那鼎沸的人声即可感受得到。众声喧哗，一浪接着一浪，排山倒海而来，直到学生的路队一队一队走完。

然而，古榕倒塌的那年，家乡蓝溪这曾经十分鼎盛的惟一中心小学，学生人数早已开始屈指可数！而且，只有低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一个班若干个学生。那些高年级的几个学生，都合并到梅永小学去了。梅永小学坐落在黄潭河对岸的梅永村，那是个大村落。——如果孩子们走路上学，紧走慢赶，也总得小半个小时吧。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曾经的乡下人正在缓慢地向城市人身份转换，而三十多年严苛的计划生育，又令新出生人口稀疏零落。如此一来一往，乡村的人口在崩山断崖般减少。

于是，不少小村落都空了。日渐老去的人，多不愿离开故土，而待他们百年，一切则复归大地，复归自然，包括躯体，也包括他们身后的老屋。就像2015年5月16日那天，蓝溪塘子坑那间废弃坍塌的寮屋里，惊现一条巨大蟒蛇，足足30多公斤重，前所未见！——这些大自然的生灵，终将重新占领原本属于它们的领地。

人丁少了，传统的人伦关系，缺位的也多了，或者没有哥哥、姐姐，或者没有弟弟、妹妹，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这样的缺失，常常是在心理上的，隐藏在内心最柔软处的。久而久之，我们的下一代就将习惯了孤独的自己，而且仅仅只有他们自己。

与此相应的，从来由城里人“独享”的宠物狗，也在蓝溪应运而生。有人专门办起了饲养场，贵宾犬，博美犬，西施犬，吉娃娃，不一而足。它们与乡间所鄙称的土狗——中华田园犬相比，娇弱，却金贵得多，与日益稀少的人们怀抱中的婴儿一样。

而与村子里的人一同故去的，还有紧紧依附于人的习俗、方言以及其他文化传统。我打小对普通话发音有特殊的敏感，这直接导致了后来我对钻研客家话的痴迷。在《上杭客家话研究》一书的重印后记中，我表达了对客家话流失的深深忧虑：“客家方言与其他汉语方言以及全世界成千上万种语言一样，一天天都在经历着历史长河的汰洗和现代生活的冲击，一点点一滴滴地发生着改变。人口的快速流动，在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更将依附于人的文化、习俗和行为习惯重新塑造。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回过头来看，大家也许才会惊觉人世、人文以及方言的沧海桑田。”

自打降生，父母亲即用列祖列宗传下来的客家话，一遍一遍地呼唤着我们的奶名。如今，客家话极可能要从我们的下一代口中失传，这种灵魂性的断奶，将永远无从再续。

正因有如此深深的隐忧，在以故乡蓝溪方言为研究对象的《上杭客家话研究》出版之后，我就开始了《上杭客家话词典》的编撰工作——它依旧以故乡蓝溪话为对象。这真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事，然而也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我自始至终觉得，这是在与历史对话，在与我们的客家先祖对话，也是在与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中华文明对话。只要对我们的客家话有所了解、有所洞悉，像我们这样的客家后人，不能不对饱经沧桑的先人，肃然起敬。

三

故乡蓝溪是有过鼎盛文风的。它以蓝溪曹田的丘复为巅峰。

清同治十三年，即公元1874年的农历6月24日清晨，丘复出生于蓝溪曹田。按照《念庐居士岁纪》的记载，丘复“原名馥，谱名柰芳，字果园。以荷花生日生，别号荷生，或署荷仙，报社友人标为荷公。光复后更名为复，遂以荷公为号”。而家乡人亦皆尊称其“荷公先生”。

“荷公先生”四个字，我最早从父亲那里听到。他说，荷公先生是个读书人，穿长衫的。那时我还很小，我想父亲的意思是要我像荷公先生一样，成为一个“读书人”。这是父亲作为一个乡下传统手工艺人，对子女的最朴素的期许吧。

书读得多了，我想象中的“穿长衫的”读书人形象，渐渐被五四那些知识分子群体所具象化。我以为荷公先生就是那样子的。

直到有一天，看到今人校订出版的荷公先生的部分著作，我才从照片中看到了家乡这位“硕儒”的真切面目。从书中那些简介文字里，我们不难建构起荷公先生的立体形象。他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潜心著述，编纂了地方史志《上杭县志》、《长汀县志》、《武平县志》、《南明汀州史》、《杭川别乘》以及《南武赘谈》、《蓝溪故实》等，编纂整理校勘了《杭川新风雅集》、《天潮阁集》、《古蛟诗选》、《烬余集》等，还有学术著作《后汉书注校补》、《清代文学史》、《愿丰楼杂记》、《念庐诗话》、《念庐联话》等，以及诗文杂著《念庐文存》、《念庐诗集》、《念庐诗文集》、《粤游集》、《归杭集》、《倦还集》等等，着实著作等身。

因此，在我帮助主编《客家》杂志的初期，有专家就建议我，可以好好写写这位著名的“乡贤”荷公先生。

但我终究没有匆促下笔。即便丘其宪族兄与我商讨《丘复集》出版的时候。

其宪族兄是荷公先生的孙子，2006年初我开始玩微博，他则刚刚在一家门户网站上开了个个人网页，发布荷公先生的文章。我建议他可用微博的形式推送，既方便实用又省时省力。知道他在整理祖父的作品，我便辗转向武平县方志办购买到该县点校印行的荷公先生版《武平县志》，并给他寄过去。待其整理工作愈加深入，遇到的问题也越多，比如繁体的录入、整理稿的审校等，我们都及时进行电子邮件沟通。我建议他将文稿全部扫描成PDF文件，以便将整理稿和原文件一并发给专家们审阅，这使文稿整理工作更加顺畅。

就是这样子广泛地接触了荷公先生的作品，我依然不敢贸然动笔。我十分清楚，对于游历甚广、交友甚众、著述甚丰、兴学甚勤的荷公先生，后人面对的就是一座巍峨的群山，那里群峰耸峙，层峦叠嶂，非下足苦功无从攀爬。——曾经为了探究其与柳亚子、丘逢甲、陈去病、叶楚伧以及南社的渊源，我搜购的图书就不下十种。

然而，我的却步，丝毫不能减弱我对荷公先生的景仰。我甚至建议其宪族兄，将其整理的丘复文稿悉数发布到我所创建的客家通网站上，以广流布，方便阅读和研究。而今，煌煌百万言的《丘复集》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精装出版，对学界认识和研究这位闽西客家大儒，对现在家乡的人们走近并了解这位先贤，已是相当便利。

文化的薪火就是这样代代相传的。故乡蓝溪的旧时掌故，风俗习惯，人情风土，也多留存于荷公先生的丰赡文字之中。而其兴办教育、启蒙众生的光辉，更时时照耀后人。

光绪三十二年秋，33岁的荷公倡设东溪立本学堂。“由族父老认捐资谷，逐年收租，以充常费。”翌年，即1907年正月，东溪丘氏立本两等小学堂正式开办，招高等一班，预科一班，初等二班。荷公先生亲任堂长，还延聘远至广东平远县的林春熙等为教员。

值得一提的是，我爷爷丘新桂也正是立本小学堂所延聘的教员。他与常年在广东任教的学堂堂长荷公先生，当有所交集。然而，爷爷暗中从事的红色革命事业，荷公先生是否知晓，现在尚无从查考。1926年我爷爷“入伍”，荷公先生正在嘉应大学授课。而到1931年，年方弱冠的爷爷遭遇横祸，时年58岁的荷公先生尚在汕头担任教职。

又3年，立本小学堂终毁于兵祸。

又16年，即1950年，一代宿儒荷公先生，病殁于曹田念庐故居。

随着荷公先生的故去，故乡曾经鼎盛的文化之风，曾经闻名于闽粤边区的兴学之风，全部归于历史。起而代之的，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大地上，蓬勃生长的一切，包括人，事，物。

“记得住乡愁”，这是当下社会的一个很时髦的字眼，它提醒忙碌的人们放慢脚步，品味生活，回望自己出发的地方。他乡日久，马齿日增，我对故乡的依恋，竟也一如从前。我甚至将蓝溪墟子边的那座石拱桥，印在我2012年出版的《上杭客家话研究》封面上。因为，这座石拱桥，以及桥下的小溪，曾经给我的童年带来过无穷无尽的欢乐。早在读大学期间，我就为她写了篇散文《故乡的石拱桥》。——孙绍振教授2007年主编《福建师范大学百年文学大系》时，把该文收录其中。

故乡，总会在文人墨客们的笔下如期绽放。记得有一次，已在中山大学担任博导多年的谢有顺同学回到福州，我们几个大学同窗一起聚会。席间，他讲到自己的有关故乡长汀美溪村的写作计划，标题拟定为《美溪，美溪》！我不禁心底一颤，这不正是萦绕我心头多年的《蓝溪，蓝溪》吗？！

此时此刻，在榕城的屏山下，我的耳畔早已不由自主地回荡起了《汀江之恋》的悠扬歌声。那是我在二十多年前，首度离开家乡来到上杭县城，在汀江之滨写下的一首家乡的歌：

长长的汀江水呦，

长长的汀江水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