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那段沉睡的历史
——评何英的《抚摸岁月》
邱锡凤
一
当“80后”、“90后”作为专有名词进入社会语言学词库的时候，我们知道，曾经给我们的民族烙下深刻印记的二十世纪中叶以后30年的历史，就真的距离我们很遥远了。那个时代所谓的“三反五反”“四清运动”“反右” “浮夸风”“三年自然灾害”“走资派”“文化大革命”等等，作为一个个独立的语文词语，如果不加全面的注释，已经很难为当下正享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果的年轻一代所认知和理解。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们的反应令人吃惊的滞后——或者因为忌讳或者因为恐惧或者是心有旁骛，他们对历史的研究和解读，总是无法满足人们了解历史真相的现实需要。于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30年历史，确切地说，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30年的历史，渐渐成为人们的知识盲区和失忆地带，因而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学界亟需深入发掘的资源宝库。有识之士在苦苦求解历史、求索真相。除了尚待解密的官方文献档案资料，人们对于那段历史真实细节的点滴记录，包括个人回忆录、口述材料、实物资料、纪实文学作品甚至一些小说家们的文学作品等，都可以成为学者们研究、佐证和参考的宝贵素材，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个体唤起历史记忆的药引子或催化剂。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的《抚摸岁月》一书，首先以“文学纪实作品”示人的同时，以大量真实的历史记录甚至是原始历史资料的“裸呈”，给历史研究家们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丰富素材。对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等等令人窒息的现实课题，已经让他们无暇他顾，于是父辈甚至是祖辈们曾经经历的苦难，在他们的不屑一笑中早被推到一旁。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难与荣光，但是，无言的历史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校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前进的脚步，有时甚至让人绕过弯路轻装前行。这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历史学家们甚至就在大萧条尚未完全结束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
1970年，美国口述史学家史特斯·特凯尔（Studs Terkel）以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学术良知推出了一部力作：《艰难时世：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史研究》（Hard times:An Oral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这是一部回忆性的作品，作者成功地将那段已成历史的“艰难时世”，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成书的年代，距离“大萧条”三四十年的时间，而学者们就早已开始出手“拯救”那一段即将“消亡”的历史。在中国，距离1949年之后的那段30年历史，到今天也已三四十年了。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停下忙碌的脚步，回首那一段曾经跌宕起伏的“大历史”，无数的“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对它刻骨铭心，而今天激情澎湃的历史就从那段“艰难时世”淌水而来。历史割断不了，记忆无法抹去，何英的《抚摸岁月》，就在这样“必须”的时刻，“必然”地出场了。它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在煌煌65万字中裹挟着大量的历史碎片，这些碎片被一一激活，给了紧张的现实、忙乱的人们以凝神沉思的入口。
在一般读者，特别是对作品的“存史”功能别具慧眼的读者看来，作者在书中对发生在那段非常时期人生社会百态的真实记录，着实令人叹为观止。作品内容的大时间跨度、真实人物的复杂经历，足以让人们展开有效的对比和系联，从而获得对苦难的认知、对历史的读解，乃至对现实的审慎信心。当崇高被娱乐化、妖魔化，当娱乐被产品化、工业化的时候，《抚摸岁月》以其真实的细节，在点燃同时代人记忆火花的时刻，也将瓦解80后、90后们“伪颓废”的面具，并重建他们对现实的坦诚、对人生的激情和对未来的担当。
二
在那段岁月长河中，给作者留下最深印记的是食物的匮乏、饥饿的痛苦、医药的无助，以及在艰难之中内心的忧愁与快乐。与新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作者所生活的闽西客家乡村同样经历着饥饿的煎熬。在丰衣足食的今天，人们，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降生的年轻一代，他们对“饥饿”的记忆几乎为零。而长辈那一代对饥饿感的刻骨铭心，他们只能从《抚摸岁月》俯拾皆是的大量记录中，窥见一斑。
我记忆较深的是大约是1959年底至1960年的春夏之交，这个时期是我们农村里最难过的春荒时期。大概是春节刚过，家里能吃的东西已全部吃完了，大家就到山上去采摘能吃的树叶或能挖来吃的各类野生植物的叶、茎、根。最难忘的是我们家乡称之为“冬岭树叶”和“石斑树叶”，粘稠性较强，采摘回来后，用碓子捣烂掺些经碓子碓成的谷壳粉，和成团，再做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粄”，蒸着吃。……
可是，在这种特殊年代做的这种“树叶粄”或“糠粄”，则是有着完全意义上的不同。吃它，一是仅仅为了活命的，且这两种树叶都是纤维非常粗糙，并带有很重的苦涩味，非常难下咽，就是咽下后也会造成排泄非常困难。二是，这两种树叶用碓子捣烂后掺的粉，是正常年份用于沤农家肥或烧成灰或用于填鸡窝、鸭窝的谷壳碓成的粉，吃起来既苦又涩。即使是这样难下咽的谷壳粉，在那种非常特殊的年代，起初人们还可以吃到一些，到后来，这种谷壳粉就只能供应给村里患有“水肿病”的人了。再后来，我们家乡的山上，就是这种树叶“粄”，也没有了资源。⑴
透过作者细腻的表达，那个时期人们的食物谱系便明晰起来：糙米饭；白头翁粄、白背叶粄；能吃的树叶和根茎；和上谷壳粉的“冬岭树叶”和“石斑树叶”；……。在这个层次递减的食物谱系末端，连最后的果腹之“食”都难以为继的时候，人们的营养严重不良，身体生理不正常，“水肿病”接踵而至，死亡接踵而至。“母亲怀孕六七个月后，胎儿在腹中几乎都没有什么胎动，母亲一直以为怀的是不正常的胎。从怀孕至分娩，母亲都抱定母婴必死无疑的这个想法度日如年。……不知又过了多久，腹部抽动了一下，生下了一个约二斤多、全身皮皱皱、长满黄毛、眼睛一点神都没有的小男孩！”⑵“在我的记忆里，1960年我才6虚岁，但给我留下的深刻记忆是天天吃野菜，村子里饿死了不少人。孩子们的脸上堆满了苍蝇，连举手赶一下的力气都没有，能吃饱一顿饭或是吃上哪怕一小碗饭，都是非常非常奢侈的。”⑶“我只记得堂妹饿死后，家中非常的平静，平静得没有人愿意花这力气去为这位不幸的堂妹哭一声。后来，伯母也因这种年代的艰苦生活‘闭经’两年不会生育。”⑷
这是十分珍贵的饥荒记录，“大历史”中记录的死人常常是数字符号，而类似《抚摸岁月》这样的个人化叙述则呈现更多的事件因果，和促成死亡的每一个渐进的过程，这让读者直接触摸到历史的细枝末节，甚至是死人身上的脉搏。作者在文字表层所呈现的大饥荒时代无从救赎的人们抵御饥饿、饥不择食的窘迫和无奈，以及死亡的触目惊心，都足以让现在的读者产生起码的追问：在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自然的馈赠常常大公无私，天灾则是自然对贪婪人类的一种制裁和警告。因此，天灾的缘由常在“人祸”，只有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难以调和了，人类便得接受惩罚、付出代价。而天灾和人祸的最后真相，只有经过死亡者血脉纹理的解剖才能最终抵达。基于此，笔者认为，《抚摸岁月》在对个人历史、家庭历史进行爬梳的同时，给出了一个让人们从沉睡中苏醒的风铃，一个怂恿人们洞窥世界、反思历史的解码器。
人们常说，苦难会孕育坚韧的精神，会凝聚前进的动力。经历过旧时代的淘洗，对新生活自然倍加珍惜，即使生活条件已经日新月异，也依然不忘苦难的创痛，时刻牢记俗常生活的克勤克俭。“大妹夫妻将老家能变卖的东西全部转手后，就趁我们搬新家于2006年元月27日来福州过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乘便车，将老家能带来的东西一锅端全部带来了，就连菜地里的青菜能收的都收来了。”⑸“大妹夫妻”要到大城市来打工了，可在离开老家的那一刻，他们甚至没有忘记将菜地里的青菜都摘下，带出来。作者在不经意之间记录的这个细节，将一个普通中国农民朴素善良的灵魂刻画得入木三分。
列宁说过：“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在那些对“历史”时刻保持警惕的读者看来，《抚摸岁月》中这样的细节常常能够给人善意的提醒。遗忘是最危险的敌人。当主流话语被刻意阉割，并以教科书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记忆，那么，我们总有一天会失去反思和质疑的基本能力，会因为陶醉其中而不思作为、自我瓦解。作家尤凤伟在他的《中国一九五七》后记中有一段话：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作《古格拉群岛》时，当时有许多人劝他说“让过去的过去吧”，还说：“如果牢记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的。”可是，索氏加上了一句：“这句谚语的下一半是：忘掉过去，你会失去两只眼睛！”
所以，要始终睁开自己的双眼，去检视人生、洞察过去，对细节和真相保持足够的敬畏，并在细节和真相的基础上重建真理的大厦。肉体生命可以在特殊年代被极度饥饿强行终结，但是，与此同时，深度思想的灵魂就必须在埋葬躯体的废墟上永生。
三
在作者何英看来，她只是在《抚摸岁月》中“以感恩之心，记叙我和许多同龄人的命运变迁”⑹，这些都是“鸡毛蒜皮”。她在作品的后记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作如此剖白：
我所写的，不是什么“黄河”、“泰山”，也不是什么“沧海”、“桑田”，称之为“鸡毛蒜皮”可能更合适。⑺
但是，敏感的读者会发现，作者花了3年多时间在记忆的脑海中捡拾的这些“鸡毛蒜皮”，正是那一段“沧海桑田”的“大历史”中的真实“碎片”！准确地说，作者是“在悠然自得、细细品味中与往事干杯”⑻之时进入了个人历史的深部，却也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大历史”的根部。对读者而言，能够“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⑼。而对历史本身而言，“一旦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经验能够作为资料来利用，那么历史就会被赋予崭新的维度。”⑽
这就是类似《抚摸岁月》的个人历史记录的重要功能。一部优秀的个人历史，充分展示历史的细节，它能唤起同龄人对历史的刻骨记忆——或者欢欣或者忧伤或者喜忧参半，从而在“在悠然自得、细细品味中”与自己的人生对话，并对自己的人生履历进行判定，它也能唤起普通读者对历史的认知和感悟，从而使他们踏实脚下的每一个步伐。所以雅克·德里达说：“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⑾只有从“记忆”中获得的力量，才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只有从苦难中获得的重生，才能欣欣向荣枝繁叶茂。
因此，当我在福州一个逼仄狭小却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享有一定声望的学术书店，看到堆头位置码放的这本刚刚出厂不久的《抚摸岁月》时，它顿时唤起了笔者沉睡已久的记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即使笔者也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人——所仅存的对于饥饿和苦难的记忆。而幸运的是，就在那个年代末期，一场伟大变革在神州大地展开了，我们今天所享受的发展成果，正缘于那场变革。
当时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本尚不多见的好书。作者何英此前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她只是在业余时间面对电脑、敲击键盘，在自己的人生记忆库里掇拾山间的野花、乡村的人事，如此点点滴滴积攒而成。但是，作者以最真实的叙事姿态，陈述自己心灵的成长历程，这是女性的、个体的、私人化的叙述，却又是家国大历史的骨骼肌肉、组成分子。“个体”投射在“国家”的大幕上，就是一个个大写的人。每个人的悲欢离合，在这个大幕上就成为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剧。
众所周知，口述史学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中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至少，可以弥补其不足。《抚摸岁月》中作者娓娓道来的那些“口述”资料，即使已经进行文字化加工，却同样彰显着口述史料的劲道和力量。书中《公公的“天堂”之路》一节，还原了公公在当地知青农场当8年指导员的经历，展示了公公作为县、地区、全省乃至全国先进典型的辉煌，甚至还原文照录了公公留下的大量的“知青”资料。这对于知青问题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素材。中国知青发端于“文革”前后的上山下乡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20多年之久。“上山下乡”前夕，知青们是20岁左右的小青年，而现在大都逐渐进入了暮年。1700多万的知青，加上他们的孩子、父母，涉及的人口将近一个亿，这是一个如何庞大的群体。在中国，即使时至今日，对于知青问题的研究也尚未全面展开，历史学界特别是口述史学者们大声疾呼“抢救”这一段历史。著名知青问题研究者刘小萌说：“中国有一千七百多万知青，每一个知青，都称得上是一本书，而且内容绝不会重复。”⑿
因此，我们期待更多的像何英一样的个人的“岁月”被抚摸和触碰，期待更多的个体以一己的人生经历，以“30年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以自己拥有的解释真相、还原历史的权利，向读者公开鲜为人知的“个人履历表”，给社会留下“国家大幕”上的悲剧、喜剧或正剧。
本文注释：
⑴何英《抚摸岁月》，作家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P140-141
⑵何英《抚摸岁月》，作家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P 141
⑶何英《抚摸岁月》，作家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P 141
⑷何英《抚摸岁月》，作家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P 205
⑸何英《抚摸岁月》，作家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P 148
⑹何英《抚摸岁月》，作家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P596
⑺何英《抚摸岁月》，作家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P595-596
⑻何英《抚摸岁月》，作家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P596
⑼⑽ [英]保罗·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3、5
⑾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第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转引自谢有顺《话语的德性》，海南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P59
⑿刘小萌《关于知青口述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5月第25卷第3期，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