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忆

——写给母校福建师大百年校庆

邱锡凤

100岁，对于人来说，那是人瑞，但是对于一所学校来说，却正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时节。母校福建师大，今年已经百年华诞!

1990年那个夏季，我们走入师大校园，走到长安山下。记得，开学的第一个周末，适逢“百年难遇”强台风扫荡，诺大的校园，颇显疮痍，不少见证母校成长的巨树，被连根拔起，横亘在长安大道上。如今一晃17年了，如此记忆也正被扫荡一般，漫漶四溢，或正模糊不堪而恍若隔世，或清晰浮现即如昨日！菁菁校园，学生公寓，树木花草，同学老师，怎敌那思绪的纵情牵引，就这样一幕又一幕从遥远的地方流泻而来。

“祝福你，朋友”

带着朝圣般的心境，我们踏入校园，心中膜拜的莫过于高山仰止的老师，莫过于他们身上代代传承的师长风范，当然，以及尚待啃读的学校图书馆数以百万计的巨量藏书。

懵懂青年，初涉陌生环境，所见都是新鲜事，都是陌生人，我等乡鄙之人，只有夹紧尾巴，谨小慎微。入学后一个月是国庆节，正是学校的艺术节，其中的“长安歌会”把舞台搭在了文科楼前的台阶上。听那鼓声脆响，歌声张扬，颇令人跃跃欲试。同学乡党在一旁怂恿：反正大家互不认得，露一手！于是便在死党们的“裹挟”下，我斗胆到台后报了名，并且按要求写上了歌曲名字《祝福你，朋友》。那位美女主持大概是音乐系的，听到歌曲是眼前这位中文系的演唱者自己创作的，便由讶异到惊喜，就像猎人逮到了野味一般——她有机会在台词中好好发挥了。

虽然有过面对千人高歌的“舞台经验”，这会儿却依旧忐忑不安地“静候”上台。这首歌创作于前一年冬季举行的上杭二中运动会期间，那是为运动会和运动员创作的，后来被当作了运动会会歌。当时在诺大的运动场，就着广播台的话筒高歌，直唱得深情婉转，荡气回肠，把那些长跑运动员唱得热血沸腾，也把自己唱得嗓子发颤脑门发烫。被当场“震惊”了的学校资深音乐老师，当即便把我找了去，欣欣然收为弟子。

这么快就轮到我了！容不得我再细细回忆歌词，再清清自己的嗓子，再稳定自己的情绪！

此刻，文科楼前的这个小舞台下人头攒动，人们在好奇地等待这位“创作型歌手”一展歌喉。没有现成的乐谱，音乐系的学长在钢琴旁早已十指俱备，只待我唱出第一个音符，即判断音高确定调型，即兴伴奏。我就这样开唱起来：

踏出第一步

你就不能回头

向前走 开拓

你坚实的路

前程漫漫

你不要退缩

往昔的血汗

不能白流

朋友 加油啊

给我加油

朋友 加油啊

给我加油

终点线上张开的双手

那是你永恒的风流

就这么略显青涩的嗓音，就这么激荡人心的旋律，我在长安山“踏出了第一步”，我在文科楼前吼出了第一声。想想几个月前，我还在跟那位被我“震惊”的中学音乐老师学习视唱练耳，在她家的练功房里一便便地吼“妈咪米么末”、一遍遍地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同时十指笨拙地学拉手风琴。可是，对那场鬼门关一样的专业课考试，内心实在没有十足把握，因此在最后时刻，我还是拂了老师的拳拳心意，没能下定决心报考痴心梦想的音乐系。

从文科楼的小舞台走下来，兴奋而且满足地去领了一个纪念品——一本写有“长安歌会纪念”的薄薄的笔记本。

此刻，我只觉得，那条七彩锦绣的音乐之路，正继续在脚下延伸。

我甚至隐隐感到，长安山这位热情奔放的少女，就像命中注定一样，已向我敞开了饱满而期待的胸怀。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师大图书馆的藏书量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老师颇自豪地告诉我们，连原版的《金瓶梅》都有，“当然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呵呵呵！

我自然一头扎进去。好书一架又一架，次第排列开去，只恨我们的借书证办得慢，只恨本科生的借书量限制得紧！

那个苦读加饱读啊，万里学生公寓四号楼四层楼梯口的路灯可以见证。午夜的灯光是如此灿亮，一本本书里的思想精灵在夜里竞相绽放，照耀着我们的内心。

中学时代订阅《歌曲》《流行歌曲》《通俗歌曲》《福建歌声》、邮购“歌曲作法教程”之类，这些书在这巨量书库里都是小儿科。当然，更感兴趣关于音乐理论的、音乐欣赏的特别是音乐创作的，却无法满足我的饕餮之口，实乃憾事一桩也。

还有，中学时候看的电影《边城》《湘女萧萧》，片头那位名叫沈从文的慈祥的老头，以及翠翠和大老、二老之间那个朦胧幽怨而且美丽的爱情故事，这么多年了一直都在心底惦记着。这下好了，图书馆里竟然有那么多他的作品！——不过，让我倍感意外的是，他的那么多书竟然都沾满了灰尘！奇了怪了，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联合出版的《沈从文文集》，一溜12卷，挤在架上那么多年了，书后借阅者的第一个名字竟然还是我，似乎上了架就再没有人碰过，似乎就是专门为了迎候1990年进入校门的我，而它这一等就花了8年时间！

我痴迷于《湘行散记》《从文自传》和《湘西》，更痴迷于沈从文营造的“边城”那个世外桃源，以及初解风情人事的翠翠的爱情故事，乃至一字一句地把整本《边城》抄写到文摘卡上！这个慈祥的老头，就这么注视着我细心地拂净书边上的尘土，一页一页的翻，一本一本地读，并且陪着我合上书本静静地思索，自由出入那个美轮美奂的精神世界。“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把他所有的作品都读了，所有能借到的相关评论文字、纪实文字都找来看了，终于让人眼界大开，而那些曾经高踞文学圣坛的人物，却一而再地变得如此渺小再渺小。

许多许多的话喷薄欲出。可是，当现代文学老师十分认真地邀请我上台去讲“沈从文”这一章节的时候，我连连摆手，此话真叫人从何讲起！——呵呵！至今我也还没有写过这慈祥老头儿的正经评论文字。

现在回想过去，那时正有两条路在脚下展开，要么偏心于音乐的创作，投奔长安山北侧的音乐系，坐堂外弟子——当年音乐系那位权威的作曲老师还真允许我在课堂里旁听！要么就是继续以沈从文为伴，“一任风雨四面起，如椽巨笔写纤毫”。

可以确认，我已迈开步子，准备撒腿狂奔！

“上了‘客家’这个贼船”

可是，计划不如变化快，一场讲座改变了人生轨迹，它以“起底”的方式，把我人生早年的关于语言的种种敏感，瞬间唤醒，并彻底激发出来。

讲座地点在文科楼104，开讲座的老师名叫李如龙，一位个子不高，面容和蔼，嘴角老挂着笑意的老头儿。后来才知道，这个名字在国内方言学界如雷贯耳。讲座的内容不查找日记是记不得了，印象最深的是他脱口说出的上杭话，这乡音直让我误以为“他乡故知”，无比亲切！

我是从闽西客家方言区来的。小学时候，老师在课堂上喜欢蹦出些方言土话来，要么释解国语难以对付的晦涩难懂的内容，要么说说“短命相”“打靶鬼”之类来训人，同学背书则要么一句客家话一句普通话，或者干脆就是土话连篇。我却一直喜欢用普通话背诵课文，即使背诵的效率比别人低。对语音的高度敏感使我养成了查字典的习惯，并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查字典比赛中能“技压群芳”，还能有机会与另一个同学一起代表学校参加学区的普通话演讲比赛。甚至到了高中，英语老师让大家写出英文26个字母的读音，许多同学“全军覆没”，我却几乎得了满分——竟让英语老师误判了我的外语水平。到得走进长安山，这种对语音的敏感，再次在中文系现代汉语的语音课上，在梁玉璋老师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教学中，获得了共鸣。黄伯荣、廖序东的《现代汉语》课本，旁批眉批随处可见我自学国际音标的痕迹。

方言学上有个名词叫做“底层”，它借用于考古学，表示远古时期的语言沉淀。如今，我的少年时期言语习惯的“底层”，20年后竟在梁玉璋老师的语音课上，在李如龙老师的讲座上被彻底贯通，被悄然激活。于是，对言语秘密、对客家方言秘密的探究欲望，瞬间迸发！

就在这不经意之间，在偶然听到的先生的讲座中，作为中原移民客家后裔的我，径直踏入了方言学的宏伟殿堂。

李如龙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是“上了‘客家’这条贼船”。原来，一度，他的研究生中几个都是客家人！而研究客家方言之后也一直是他的主题之一。——这是后话。

摸索的道路是艰难的。师大果然是国内的文科重镇，这一点从中文的藏书就可以看出来。从这一点上说，仅靠图书馆的藏书，作曲的自学远比方言学的自学来得艰难。于是，通过书名关键字“方言”的检索，通过“语言”“方言”的分类检索，有关方言学方方面面的著作被我一本一本地借出来，不讲渐进不讲循序地看，对照着现代汉语课本看，有了一点心得再内心忐忑地请教老师地看。国际音标也是这样一步步地被啃了下来。

方言研究的荆棘之路，正被一段一段地开辟出来。梁玉璋、万波、李如龙、陈泽平，还有马重奇、李延瑞、林新年、沙平等，一个个名字被镌刻在这条小道每一个岔口的坐标架上。从梁玉璋老师那里掌握了舌面鼻音声母，在筒子楼的宿舍里万波老师一边吃饭一边指点我的论文初稿，在李如龙、万波老师的带领下到闽侯“见习”严修鸿、庄初升两位师兄调查记录当地的双方言，旁听李如龙、陈泽平老师给他的研究生们上课，等等等等。

两年以后，我的第一篇方言学论文——我的母语调查报告出炉，万波老师说，这是研究生毕业论文，李如龙老师说像他的进修生的论文。后来参加系里论文创作赛，获得了二等奖，万波老师抱不平而安慰说，评委都是搞文学的。我自嘲，评委老师可能是看到文章字数这么多，给了这位大二学生一个鼓励吧，呵呵！

又一年，词汇调查研究报告出炉。用的方法老土，其中，为了收集方言词汇，愣是把一本《现代汉语词典》逐句逐行地翻了十四五遍！

又十多年了，我依旧蛰伏在“客家”这座贼船上！沿着舵手们指引的方向，细细聆听千百年来客家先民口口相传的方音，解析言语机理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破译着客家先民在远古时代的任何蛛丝马迹。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我始终以仰望的姿态，崇敬着我的导师们。“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一入学，随处可见的这个标语，便给我们以为人师表的循循诱导。而各位老师则以学者大家的风范，以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着师道尊严的传承。

李万钧，这是他所有教过的学生都不可能遗忘的老师。忘不了他的“一钧等于三十斤万钧就是三十万斤哪”，忘不了他一次课下来十几二十根的烟蒂，忘不了他满口的广东腔普通话，忘不了他是中文系的“三张嘴”之一，还忘不了他脱口而出的“力比多”……。偶然看到同学近日趁着酒兴写的博客，其“平生得意事”便有：“比较文学李万钧老师上课富有激情，很受学生欢迎。一日在黑板上写一古诗数秒后便擦去，要求我们立刻背出。同学推我起来，我真的马上背出，众人惊诧。”云云。

毕了业之后，学生关于李老师的记忆，就被浓缩成了当初的这些最深刻印象，而他的几本万钧分量的厚实著作，倒一时被人遗忘一边。

直到有一天，我在省歌舞剧院的朋友那里，听人讲起李老师仙逝的前前后后，方知先生已离开我们好长一段时间了，顿时陷入深深缅怀之中。人生苦短，而师生情份如此绵绵无绝！随后便向仅有一面之交的学长、省城晚报副刊编辑危砖黄抱怨，如此重大事件，贵报和仁兄咋就没有组织缅怀文字呢！听着不知来者何人的苛责，危编辑一头雾水，我听得出来。末了解释一番，我已忘记所云。

之后，每每与媒体朋友感慨先生的狂狷品格，与同学回忆先生的课堂点滴，无不温情满怀。我去网上搜索有关先生的纪念文字，却又寥寥，只有在先生逝去三年多的时候，叶青老师发表在晚报上的《怀念李万钧老师》，始知先生逝于2002年2月17日。文中说，“他上的课在福建师大是有名的，虽然上课时同学们都战战兢兢生怕万一走神被先生逮个正着，但还是被他渊博的知识和讲授的魅力所吸引，爱听他的课。”

诚如斯言！九零级入学两周年的晚会上，我高歌新作《走过1990》，先生便认定我是“作曲的”，其后的比较文学课上，无数次的点名“作曲的”回答问题——纵使我从习惯的“前排就座”而挪到人堆之中仍无从幸免，而讷讷于言且与外国文学“绝缘”的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嗫嚅无语，想来令先生失望至极也。——毕业回乡，写信向先生报告情况，不久即收到先生寄来的《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中国古今戏剧史》三大本新著和谆谆教诲之语，至今每每念及，仍然深深感佩于心。

当时还在学校，且一支任教至今的中文系另一张“嘴”是孙绍振老师。但是，同学们在背地里都称他“孙老头儿”！记住，南方人的普通话是不习惯带儿化音的，但是写成文字却万万不可把“儿”字省却了，因为大一的现代汉语课上，老师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儿”化是昵称也。“老头儿”三个字的含义当然丰富多彩，他既是邻家那个经常给我们糖吃、跟我们将过去的事情的老伯伯老叔公，也是讲台上手执教鞭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博古通今的私塾老先生，还是自己家里宽厚仁慈操持全家含辛茹苦的老父亲。闽地方言多令人大发生硬僵直之感，而先生的普通话里依然带有江浙口音，那香艳柔酥的吴侬软语，尽将来自八闽大地的七尺南蛮后裔一一擒获，其中睿智的思想光芒，更把蛮子们的混沌心灵，彻头彻尾点亮一生。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须我们过多矫情，他们的身影一直高高地站立在那里！

“死也要学好英语”

师道尊严，于我，不能不说的，还有王文充老师，他教我们英语，两年。

中国大面积普及英语教学后，似我等天天操着母语客家话进行日常交流的孩子，便在不经意间迎来长达几十年的“阵痛”。初一英语启蒙，教课的是一个很年轻很漂亮的女老师，是从遥远的城里来的。老师的美貌除了引来无数男老师垂涎的目光外，当然也让情窦初开的我们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堂人体审美课。我们按照教育部制定的全国一统的课本，按照中国人学习母语的习惯，认真而好奇地学着洋文——这些只在洋电台里才能听到的声音。

后来老师调走了，换了一茬茬的男老师，我们依旧背单词、学语法，学语法、背单词，心里却老惦记着那些小老外究竟是怎么学习自己母语的。而且，那时总觉得，老师教的英语跟洋电台里的英语不太一样，最明显的是发音不一样——很多年以后才知道，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学的是“洋泾滂”，大洋彼岸的人是听不懂的。到了学习国际音标以后，方才明白其中原委。

据说，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大面积普及英语，这是一个国家迫切对外开放的表征，当然也有人说这是民族不自信的表现。不过，细细算一笔账，英语所花费的千万学子的时间、金钱，与其应有的收益相比，肯定是极不相称的。当然就整个社会来说，由此衍生的产业链和产业利益，那是相当可观的。

就这样，我们把英语从初一学到高三，又从高三学到大二，再从研一学到研三、博一学到博三，不管你是国贸还是国画专业，通通一网打尽无一幸免——如此，好端端把见多识广的老外吓得瞠目结舌！为了与国际接轨，国人付出了实在不对称的代价。

可是不幸的我们就是这样一路按部就班地走过来的。王文充老师一丝不苟的课堂教学，严谨到令人肃然起敬。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到两次，我在图书馆看书过了点，气喘吁吁地赶往文科楼教室，呵呵，自然不给好脸色——与那些捏造理由故意逃课者一视同仁。

纵使我毕恭毕敬地学，英语却照例没有给予礼尚往来的回报。应届考研，51分，比上年度划线高了6分，但当年切线却是55分，最终，活生生把我到暨南大学投奔李如龙老师的希望彻底变成了奢望。

这个教训成了人生记忆的一部分，也成了我们家庭教育的传家宝。英语关乎一辈子，所以毕业分配到上杭一中，第一次即以班会的形式，循循诱导我的莘莘弟子们，“死也要学好英语”，万万不要跟英语开玩笑闹别扭——当然也告诫他们，语文是基础，是巍巍中国人立身之本（否则把我的语文课摆哪里去）。以后弟弟上大学，更要求他先拿下英语四级！

中国人喜欢走极端，于是矫枉过正也。当下，英语热遍城乡，而祖国的未来们却乱了普通话、混了中国字，真真本末倒置，害人无数。中国教育的悲哀，正在于此。即如“推普”，再走偏锋，终致先祖代代相传的方言土语，岌岌乎绝后也！罪过罪过！教育乃百年大计，造化灵魂，稍有不慎，贻患无穷。

借此母校福建师范大学百年大庆之际，发些微牢骚、抒满腔闷气，皆因“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是为对母校的最高期许！

2007\06\24-28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