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洪 | 客家乡土侠义的风骨和丰雅
——浅评练建安小说《江上行》
□唐宝洪
阳光下 | 视界 摄
中国“乡土小说”是鲁迅先生借用十九世纪末美国小说家布蕾特·哈特的“乡土文学”概念来说明乡土文学观念，强调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而把“乡土”引入中国后发展起来的。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早期乡土小说作家，自觉地将民情风俗加以糅合，使小说呈现出具有地方色彩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和美感。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最早的小说流派，中国乡土小说无论题材、主题、故事情节还是语言、艺术手法，都几乎穷尽可能，几乎完成了所有审美意蕴的探索，以致当下的中国乡土小说很难让读者有那种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喜。而练建安的客家乡土侠义小说，却带给我越来越多的惊喜。
30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建安的创作，早期关注较多的是他的红土地文学创作，这些年，我关注更多的是他客家乡土侠义小说。建安生于并长于客家母亲河汀江流域，多年来，他一直写千里汀江，写了100多篇以汀江流域为主的客家乡土侠义小说，日益精进，《药砚》《九月半》等篇什几百次被选用为语文试卷的阅读分析题，而发表在《长城》2015年第4期的《鄞江谣》获福建省第30届优秀文学作品榜上榜作品，并被福建省作协推荐参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纵观其客家乡土侠义小说，可品读到弥足珍贵的风骨和丰雅，且以《江上行》（刊于《长城》2023年第1期）为例。
《江上行》篇幅不长，约5000字，但尺幅千里，在短短的篇幅里，容量相当可观，把客家风情、民俗掌故、山歌谚语、地方特产、风味食物、地名来历、人情世故、众生百态、山光水色、江湖丛林、侠士仗义、公序良俗、衙门行规、汀州会馆等浓缩在极为有限的篇幅里，往往寥寥几笔就神形兼备，笔墨之简练精致堪可比肩《阅微草堂笔记》。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读到了其中蕴涵的风骨以及散溢出来的丰雅。
小说中的丁铁伞、邱捕头，以及奉命前来协办公事的神箭秀士李捕头，各有神通，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有鲜明个性。由于致仕赋闲回老家的陈翰林报案，要求官府找回突然失踪的陈府千金小姐，邱捕头奉命办案，查出陈府千金小姐在潮州凤凰山，于是，他雇请丁铁伞的竹篷船从杭川七里滩出发，取道梅州三河坝，进入韩江，直奔目的地，找到了要找的人。然而，他们最终功亏一篑。这，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他们主动选择放弃，不忍心把人带走，明面上的理由是“认错人了”，实际上是他们发现“不翼而飞”的陈府千金小姐是为真爱而私奔，而且有孕在身，不惜以死抗争。人命关天，丁铁伞毅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30两银子的报酬，而邱捕头也甘心冒着丢掉饭碗的际遇，还有神箭秀士李捕头也面临被上司革职的境地。他们之所以义无反顾放手，是“侠义”使然。“侠义”，其实就是渗入他们血肉里的风骨。这“风骨”，硬朗而坚挺，伟岸而柔韧，是支撑他们行侠仗义的定海神针。
建安是个有定力有主见有睿智的作家。放逐思想和理想而追求时尚的作品，及人生体验和想象力双重匮乏的作品，戴着“解构主义”“无厘头主义”“女性主义”“达达主义”“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非理性主义”等桂冠大行其道时，建安并没有被琳琅满目的文学表象所惑，更没有去追逐所谓的时尚，而是潜下心来创作客家乡土侠义小说。当下众多乡土小说，抒情与赞美、圣洁与清新丧失殆尽，不见田园诗意，而建安的客家乡土侠义小说，依然执着地构建真善美，依然追寻田园诗意，《江上行》里的村庄，是葳蕤翠竹，是一湾溪流环绕，是周植淡紫色木槿篱笆的瓦房，是袅袅炊烟，是温馨的农家生活场景，胜似一幅淡墨山水画。《江上行》这篇小说，飘逸灵动，骀荡自如，短句多，妙语连珠，机趣天成，不以冷漠、怪诞、粗鄙、魔幻色彩的叙事想象来代替那滋润中国人心灵几千年乡土诗意，而且，超越浅层开挖故事和主旨的困囿，也摆脱了形而上的意识束缚，向更深广的客家人文拓进，向更宽广的乡土侠义致敬，其思想底蕴和创作追求，显然具备了丰茂雅正的品质。
行文至此，不禁联想起艾芜的《南行记》。《南行记》写绮丽的滇缅边境风光，民族情调浓郁，状写的虽是一幕人间悲剧，但尽力发掘底层劳动者、流浪者、少数民族贫苦者身上真善美的品质，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新领域，给读者带来惊喜。而《江上行》汲取了《南行记》的养料，连同建安以往的《药砚》《大木桶》《鄞江谣》《迷云》《斩乌蚊》《菱角子》等不胜枚举的小小说，从客家文学层面来说，独辟蹊径写客家乡土侠义且精品多多，其作品里所蕴含的风骨及所具备的丰雅品质，必将让他往后的客家乡土侠义小说获得更大范围更高层面的成功。
编辑：李少凤 审核：曾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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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宝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闽西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