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洪 | 客家乡土侠义的风骨和丰雅
——浅评练建安小说《江上行》
□唐宝洪
阳光下 | 视界 摄
中国“乡土小说”是鲁迅先生借用十九世纪末美国小说家布蕾特·哈特的“乡土文学”概念来说明乡土文学观念,强调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而把“乡土”引入中国后发展起来的。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早期乡土小说作家,自觉地将民情风俗加以糅合,使小说呈现出具有地方色彩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和美感。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最早的小说流派,中国乡土小说无论题材、主题、故事情节还是语言、艺术手法,都几乎穷尽可能,几乎完成了所有审美意蕴的探索,以致当下的中国乡土小说很难让读者有那种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喜。而练建安的客家乡土侠义小说,却带给我越来越多的惊喜。
30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建安的创作,早期关注较多的是他的红土地文学创作,这些年,我关注更多的是他客家乡土侠义小说。建安生于并长于客家母亲河汀江流域,多年来,他一直写千里汀江,写了100多篇以汀江流域为主的客家乡土侠义小说,日益精进,《药砚》《九月半》等篇什几百次被选用为语文试卷的阅读分析题,而发表在《长城》2015年第4期的《鄞江谣》获福建省第30届优秀文学作品榜上榜作品,并被福建省作协推荐参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纵观其客家乡土侠义小说,可品读到弥足珍贵的风骨和丰雅,且以《江上行》(刊于《长城》2023年第1期)为例。
《江上行》篇幅不长,约5000字,但尺幅千里,在短短的篇幅里,容量相当可观,把客家风情、民俗掌故、山歌谚语、地方特产、风味食物、地名来历、人情世故、众生百态、山光水色、江湖丛林、侠士仗义、公序良俗、衙门行规、汀州会馆等浓缩在极为有限的篇幅里,往往寥寥几笔就神形兼备,笔墨之简练精致堪可比肩《阅微草堂笔记》。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读到了其中蕴涵的风骨以及散溢出来的丰雅。
小说中的丁铁伞、邱捕头,以及奉命前来协办公事的神箭秀士李捕头,各有神通,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有鲜明个性。由于致仕赋闲回老家的陈翰林报案,要求官府找回突然失踪的陈府千金小姐,邱捕头奉命办案,查出陈府千金小姐在潮州凤凰山,于是,他雇请丁铁伞的竹篷船从杭川七里滩出发,取道梅州三河坝,进入韩江,直奔目的地,找到了要找的人。然而,他们最终功亏一篑。这,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他们主动选择放弃,不忍心把人带走,明面上的理由是“认错人了”,实际上是他们发现“不翼而飞”的陈府千金小姐是为真爱而私奔,而且有孕在身,不惜以死抗争。人命关天,丁铁伞毅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30两银子的报酬,而邱捕头也甘心冒着丢掉饭碗的际遇,还有神箭秀士李捕头也面临被上司革职的境地。他们之所以义无反顾放手,是“侠义”使然。“侠义”,其实就是渗入他们血肉里的风骨。这“风骨”,硬朗而坚挺,伟岸而柔韧,是支撑他们行侠仗义的定海神针。
建安是个有定力有主见有睿智的作家。放逐思想和理想而追求时尚的作品,及人生体验和想象力双重匮乏的作品,戴着“解构主义”“无厘头主义”“女性主义”“达达主义”“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非理性主义”等桂冠大行其道时,建安并没有被琳琅满目的文学表象所惑,更没有去追逐所谓的时尚,而是潜下心来创作客家乡土侠义小说。当下众多乡土小说,抒情与赞美、圣洁与清新丧失殆尽,不见田园诗意,而建安的客家乡土侠义小说,依然执着地构建真善美,依然追寻田园诗意,《江上行》里的村庄,是葳蕤翠竹,是一湾溪流环绕,是周植淡紫色木槿篱笆的瓦房,是袅袅炊烟,是温馨的农家生活场景,胜似一幅淡墨山水画。《江上行》这篇小说,飘逸灵动,骀荡自如,短句多,妙语连珠,机趣天成,不以冷漠、怪诞、粗鄙、魔幻色彩的叙事想象来代替那滋润中国人心灵几千年乡土诗意,而且,超越浅层开挖故事和主旨的困囿,也摆脱了形而上的意识束缚,向更深广的客家人文拓进,向更宽广的乡土侠义致敬,其思想底蕴和创作追求,显然具备了丰茂雅正的品质。
行文至此,不禁联想起艾芜的《南行记》。《南行记》写绮丽的滇缅边境风光,民族情调浓郁,状写的虽是一幕人间悲剧,但尽力发掘底层劳动者、流浪者、少数民族贫苦者身上真善美的品质,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新领域,给读者带来惊喜。而《江上行》汲取了《南行记》的养料,连同建安以往的《药砚》《大木桶》《鄞江谣》《迷云》《斩乌蚊》《菱角子》等不胜枚举的小小说,从客家文学层面来说,独辟蹊径写客家乡土侠义且精品多多,其作品里所蕴含的风骨及所具备的丰雅品质,必将让他往后的客家乡土侠义小说获得更大范围更高层面的成功。
编辑:李少凤 审核:曾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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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宝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闽西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