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风掀开记忆的盖子（散文）
文/周宜章
山风吹着口哨打着旋来的时候，我正蹲在后院给父亲烧水。
柴禾有些潮湿，点了好几次才点着。烟子拐弯抹角地顺着墙角往上飘，漫过鸡笼，越过柴垛，绕过那口颓废了好多年的石磨，最后攀上那棵枣树，袅袅地散了出去。我蹲在炉灶前拿嘴吹火，烟呛进喉咙，咳得眼泪都出来了。就在这时候，风来了。
这不是那种大张旗鼓的风，没有夏天暴雨前那种把树冠掀翻的狂躁，也不是冬天从屋梁上直灌下来的刀子般的凛冽。是秋天傍晚从胡家沟磨子坪横梁那边翻过来的，带着一股子草木枯荣后的清苦气，凉而不冷的微风；那个清爽度，像极了把一盆隔夜的凉茶端到有些焦渴的你面前，不温不烫，恰到妙处。
它像个调皮的小孩子，先撩了一下我的后颈，再把我额前的头发往上一掀；刹那间，记忆的盖子就被掀开了。
我首先闻到的是浓郁的桐油味。
不是现在做油漆用的工业桐油，是小时候父亲每年秋天都要给家里的背篓、挂蓝、犁耙涂刷的那种土桐油。他乘着秋高气爽的日子，把背篓这些家伙什倒扣在院坝里，拿一把旧刷子蘸着桐油，从底往外、从上往下、仔仔细细地、一道一道地刷，像给它们穿一件新衣裳。刷完之后，这些农人常用的物件要晾晒两到三天，不能碰水，不能淋雨。那三天里，整个院子都沉浸在桐油厚重的气味里，浓得发黏，闻久了让人有如饮醇酒，晕乎乎的感觉。可我偏偏喜欢这个味道。因为刷完这些家伙什，父亲就要进山了。
进山干什么？其实我那时候并清楚。只记得父亲天不亮就走，背篓里装着干粮、绳索、砍刀和一个修三线时发的军用水壶。傍晚回来，背篓里装的东西很杂。有时是柴胡根、有时是野天麻、有时是山杏、有时是五味子；有时是一捆干柴、有时候是几捧山菌。他把背篓卸下来，往地上一倒，然后坐在门槛上抽烟，什么都不说。母亲会端一盆热水出来让他泡脚，他泡着泡着就睡着了。
有一次回来的时候，背篓里多了一只小野兔。不知是是抓的，还是捡的。可能是太小的原因，还睁不开眼眼。父亲用棉布裹着它，塞在背篓最深处带回来。我高兴坏了，找了个纸箱子给它做窝，每天喂它喝牛奶。尽管我无微不至地侍弄它，还是活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了。死的时候蜷成一团，小小的，像一条毛绒手帕。我哭了一下午。父亲蹲在我旁边，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只野兔埋在了后院的核桃树下。埋完他拍了拍手上的土，站起来，往山上望了一眼。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眼里有东西在闪。
山风又吹了一下。这次我就闻到了腊肉的烟熏味。
农家腊月，每家都会杀年猪。杀完猪，最好的两条后腿和猪屁股都要腌成腊肉。父亲用一个大木盆，把粗盐和花椒炒热研细，大把把地趁热抹在肉上，抹三层，腌七天。七天之后挂到火炉屋，用松枝和柏树叶烧火慢慢熏。熏肉的时候炉火不能断，一断烟就散了，腊肉就不够黑、不够香、也不够黄亮。所以那一个月里，炉间的火日夜不熄，母亲每两个小时就要起来加一次柴禾。
腊肉熏好之后，外面黑得像块炭，硬得像尊石头。要吃的时候，拿刀砍下一块，泡一整晚；刮去表面的黑壳，露出里面红白相间鲜香的肉来。再切成薄片，跟蒜苗一起炒，或跟笋干一块炖；肥肉透明，瘦肉深红，咬一口，烟熏味和着蒜香和笋香一起炸开，能就着连吃三碗米饭，喝二两甘蔗酒。
我十五岁那年冬天，父亲熏完腊肉，挑了最好的一条后腿，让母亲洗净煮熟，装在一个蛇皮袋里，让我带到住校的高中。他在蛇皮袋外面裹了两层报纸，怕油渗出来弄脏衣服。我背着那条腊肉坐了半小时的中巴车，到县城的时候，整个车厢都飘着烟熏味。我清楚地记得，坐在前排的大爷回头看了我一眼，咽了一下口水。
那块腊肉我吃了一个学期。每次从食堂打一份白米饭，切两片腊肉炒蒜苗，就是一顿奢侈的午饭。室友们馋，我就分给他们尝。有个城里来的同学咬了一口，眼睛瞪得老大：“这是什么肉？怎么这么香？”我说是腊肉。他说我没吃过这种腊肉。我说那你来我家，我爸熏的肉在老家用吊罐炖起来吃，比这个还香！
他后来没来。我也再没机会请他来。因为那条腊肉吃完之后，我就不再在县城上学了，去了心心念念的大城市。
风忽然大了一些，把炉口的火苗子吹得往回倒，火星子溅到我手背上，烫了一下。我全身一抖，缩回手，甩了甩。
这一甩，好家伙，就甩出来煤油灯的味道了。
老家是个偏僻山区，我小的时候还没有通电。晚上，母亲会点起煤油灯。灯是玻璃罩的，灯芯是棉线搓的，点着之后火焰是橘黄色的，不大，但够亮。母亲在灯下缝衣服，我趴在旁边写作业。作业写完，如果时候早，母亲会教我们哼唱一段童谣睡眠曲：“黄鸡公儿尾巴拖，三岁的伢仔会唱歌，不是爹娘教的我呢，自己聪明舀来的歌……竹子爷呢竹子娘，我跟竹子比短长，竹子长大做扁担呢，我长大了做屋梁……喔嚯……喔嚯……伢仔要困醒啰……”我们叽哩呱啦地嘻笑着、一唱一和地哼唱着；煤油灯眨巴着眼，静静地听着、燃烧着。烧着烧着，灯罩上渐渐蒙上一层黑灰，母亲会拿一块软布把它擦亮。擦完之后她把布凑到鼻子前闻一闻，皱皱眉，说：“尽是煤油味。”
煤油味不好闻。闻久了会头疼。但我偏偏记住了那个味道，因为它总是跟母亲头发上的皂角味道混合在一起，沉淀进我记忆的深谷。那时候农村很少用洗发水，母亲常用皂角树结的果子皮洗头。洗完之后头发上有一股淡淡的草木香，混在煤油味里，像秋天的山风，清苦里带着一星半点的甜味儿。
母亲走后，我再没闻到过这个味道。后来我买过香薰蜡烛，故意选过皂角味的，可那味道贼假，像塑料花，好看，但没有根。真正的皂角味是活的，它是从母亲的头发上长出来，跟煤油味纠缠在一起，合成一种只有我才能辨认的气味密码。
炉火越来越旺。水烧开了，壶盖被蒸汽顶得啪嗒啪嗒响。
我提起水壶，往搪瓷缸子里倒水。蒸汽腾上来，糊住了我的眼镜。我摘下眼镜擦的时候，山风又从院墙那边翻过来，把蒸汽吹散了。
我看见父亲站在后院门口。
他没进来，就站在那儿，手扶着门框，像一截枯树杈。背驼得像张犁弯，头发全白了，脸上沟壑似的皱纹深得能夹住硬币。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爸，水开了。”我把搪瓷缸子递过去。
他接过来，两只手捧着，低头吹了吹，喝了一口。然后他抬起头，往磨子坪梁垭的方向看了一眼。
“风来了。”他说。
“嗯，秋天的风。”
他没接话。又喝了一口水，把缸子放在门橙上，转身往堂屋走。走了两步，他停下来，像是想起了什么，回过头看着我。
“你妈以前说，秋风一吹，什么东西都藏不住。”
他顿了顿。
“妈说得是哩。”我接过话头，“秋风一吹，藏在树叶里的柿子红，躲在藤缦里的洋桃熟了，我也想妈妈了……”
爸爸身子晃了晃，然后走进屋去。堂屋的门在他身后慢慢合上，发出一声很轻却很悠长的吱呀声。
我站在院子里，山风还在吹。
后来我离开老家，回到了城里。每年秋天，风起的时候，我都会站在阳台上往西边看。看不见山岭，看不见梁垭，看不见故乡任何熟悉的东西。可风还是能翻过几百上千公里，找到我。
它掀开我记忆的盖子，桐油味、腊肉味、煤油味、皂角味——一股脑地涌出来。涌得我鼻子发酸，眼睛发烫。
我知道，那不是风。
那是山在喊我。是父亲在喊我。是母亲在喊我。
他们喊的不是名字。是一股气味，一段光影，一个瞬间。
而我的身体，就像老家堂屋里那只眦缝的旧木盆，尽管装满了过去和现在，最终都会被岁月遗漏，什么都留不住。
但盖子一掀，所有记忆都还在。